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为此而悲泣良久。像唐太宗这样贤明的皇帝，在封建时代，确实是不多见的。

    知人善任、兼听纳谏是唐太宗政治上取得成功的两个重要因素，也是他成为杰出封建政治家的关键所在。可以说，唐太宗之所以能成为封建帝王的楷模，与此两点息息相关。太宗晚年著《帝范》一书以教诫太子，其中总结了他一生的政治经验，也对自己的功过进行了评述。

    唐太宗的民族政策，也大大提高了唐朝中央政权的威望。突厥灭亡以后，东北地区的奚、室韦等十几个部和西域的各小国都纷纷要求归属；逃到高昌的突厥人，听说唐朝对归降的突厥人待遇优厚，重又回来归唐。公元630年3月，西域和北部边疆各族的君长来到长安，请尊奉唐太宗为各族共同的首领“天可汗”。唐太宗说：“我为大唐天子，还要处理可汗的事吗？”群臣和各族君长都高呼万岁！从此，唐太宗不仅是唐朝的皇帝，还是各民族的“天可汗”。他晚年曾得意地说：“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的确，唐太宗开明的民族政策，是古来的帝王所不可比拟的。

    649年，唐太宗逝世，在朝廷作官和前来朝贡的少数民族首领几百人，听到这个消息，都悲恸地放声大哭。有的甚至剪去头发，划破面孔，割去耳朵，鲜血满地。有人闻讯赶来，请求杀身殉葬。松赞干布也上书效忠致哀：“先皇晏驾，天子新立，巨子有不忠的，我将率兵赴难。”这些都表明唐太宗统治时期乃是中国民族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