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使儿子趁机杀人，李膺搜捕其子欲治极刑，却正逢大赦当免，李膺愈怀愤疾，竟不顾大赦令而杀之。怀恨已久的宦官侯览指使张成的弟子上书，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谤朝庭，疑乱风俗”。桓帝闻之大怒，即下诏逮捕党人，并向全国公布罪行，以求天下共同声讨，时为延熹九年（166年）。结果，李膺、范滂等200多人被捕。太尉陈蕃力谏桓帝，指出这种作法“堵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异？”桓帝听了更生气，竟找借口连陈蕃也罢免了。李膺等在狱中受审时，故意牵扯部分宦官子弟，使宦官惧怕牵连。窦皇后的父亲窦武不满宦官专权，同情太学生反宦官运动，太学生乃求助于窦武。窦武就上书力谏桓帝赦免党人，否则，将天下寒心，海内失望。

    皇帝权衡利弊，不得已于永康元年（167年）赦免200余人，罢官归家，并书名三府，终身禁锢不得为官。第一次党锢之祸到此结束，并未造成太大的伤害。

    党人虽然被罢官归田，禁锢而不得为官，但他们却得到了比当官更为荣耀的社会敬仰。范滂出狱归乡，家乡人迎接他的车多达数千辆。名将皇甫规乃西部豪杰，竟也觉得自己未能列名党人是一种耻辱。天下士大夫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以窦武、陈蕃等为三君，“君”指受世人共同崇敬；以李膺、王畅等为八俊，“俊”指人中英雄；以郭泰、范滂等为八顾，“顾”指品德高尚而及于人；以张俭、刘表等为八及，“及”指能引导人追行受崇者；以度尚、张邈等为八厨，“厨”指能以财富救助他人。

    桓帝死后，灵帝立，宦官的权势更大，也愈加腐朽荒淫。侯览、曹节、王甫等人与灵帝乳母及诸女尚书，相互奸姘，秽乱宫廷，操弄国柄。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密谋诛杀宦官，不幸事泄，反被诛杀。由此开始，宦官们有恃无恐，开始对党人大打出手，演出了第二次党锢之祸。

    建宁二年（169年），宦官侯览指使人诬告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结党，图危社稷。曹节趁机示意有关治狱部门将上次的党锢者也牵扯进去，灵帝昏庸，遂准其奏。于是，李膺、范滂等百余人被逮捕死于狱中，张俭外逃出境才得以幸免。他在外逃途中，曾得到过许多人的冒死掩护，官府沿途追查，成百人因此受牵累而家破人亡。仇人间也借机陷害对方，诬指与党人无关者。

    宦官将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皆指为党人，其死、徙、废、禁者，又六、七百人。事情至此并未结束，熹平五年（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讼冤，认为“党人者，或耆拥渊德，或衣冠英贤，皆宜股肱王室。今乃被禁锢，辱在涂泥，所以灾异屡见，水旱并至。应该解除禁锢，以慰天命”。曹鸾的上书本是好意，哪知皇上龙颜大怒，不但不听劝谏，反将曹鸾拘死于狱。又下诏州郡，考察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全部免官禁锢。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事件。这次事件打击面更宽，惩治也更残酷。自此以后，士人忌口，万马齐喑，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几无遗类，社会陷入一片黑暗和混乱之中。

    宦官和外戚交替专权，使东汉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党锢事件的发生，使得正直之风顿熄，奸佞之气陡长。不久，黄巾大起义爆发，给东汉政权以沉重打击。汉灵帝意识到如不解决党锢问题以争取民心，后果将不堪设想。中平元年（184年），灵帝宣布大赦党人，流放者准许返回故里。但要基已乱，民心已失，汉王朝的灭亡近在眼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