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千年历史中，虽先后有华夷之别，士族与寒族的对立，地方和贫民的区别，但将两者截然对立起来，并将之确立为国家政策的则极少见。元朝分人为四等，可算是一个特例。元统治者为减少各族人民的反抗，维护蒙古贵族特权，在建国之初就采取民族压迫政策。在战争中，他们采用分而治之的办法，用已征服的民族去对付未征服的民族。最早征服的在地位上就比后来的要高一些。这样，就逐渐构成了一个民族等级。元代法律将人分为四等：第一等蒙古人，第二等色目人，第三等汉人，第四等南人。四种人又可分为两类。蒙古、色目为一类，汉人、南人为一类。

    中央和地方官吏的正职是汉人和南人无权问津的，即使皇帝想给汉人、南人这样的官职，蒙古贵族也不允许。这条法令就是为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殊利益而设立的。蒙古人以征服者的身份自居，自以为高人一等，当然不肯俯首听命于被征服的汉人和南人。在政府机关中，蒙古人任正职，汉人、南人只能充当副职。如地方上的官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形成定例。同知、总管互相牵制，都要服从达鲁花赤的指挥。在科举上也有区别，分进士为左右两榜，蒙古人以右为上，因而在右榜上的蒙古、色目人都算上选，而列为左榜的汉人与南人就要低一级。蒙古人由科举出身者，一正式委任就是从六品官，而色目、汉人、南人则递降一级。所以元代儒生文人牢骚最多。陈高有诗云：“客从北方来，少年美容颜。绣衣白玉带，骏马黄金鞍。捧鞭揖豪右，意气轻丘山。自云金张胄，祖父皆朱；不用识文字，二十为高官。市人共咨嗟，夹道纷骈观。如何穷巷士，埋首经卷间，年年去射策，临老犹儒冠。”从中可见当时的知识分子心中是多么不平。

    知识分子升官无门，空有满腹才华却无用武之地，老百姓则连生命都无法保障。四等人在法律上的地位、政治上的待遇和经济负担，均有不同。杀人偿命是理所当然，可蒙古人杀了汉人却不用偿命，只流放到边疆而已。汉人伤了蒙人，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成吉思汗曾颁布法令，蒙古人杀一个穆斯林罚黄金四十两，杀一个汉人只赔偿一个约等于一头驴子的财产。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只能向司法部门申诉，不能还手。蒙古人酒醉打死汉人，只要出钱埋葬死者，就可了事。汉人、南人不准集体打猎，不准举行宗教活动，不准私藏刀枪箭矢等武器。人与人之间的差别竟然如此之大。

    在四等人之外，还有一个十等人的说法，即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盗八娼九儒十丐。知识分子排在倒数第二，仅比乞丐强一点，连强盗和娼妓都不如，“臭老九”的说法就由此而来了。在蒙古贵族看来，汉人和南人无论读书与否都仅仅是俘虏而已，留他一条性命充作苦力就算优待有加，根本不必当人看。蒙古贵族文化落后，只重僧道医工，不知发挥读书人的长处，不对他们大加杀戮就已十分宽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