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因太史公司马迁而生，司马迁也因《史记》而名传千古，至今不衰。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名的文学家鲁迅先生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幼承父命，以撰写一部古今通史为己任。其父从年幼时即着力培养，十岁以前使之居于乡间，体味民间之疾苦。十岁后即随古文经大儒诵读《尚书》等古典著作，弱冠之后，又带着满腔热情畅游祖国山川，开阔胸襟，磨练意志，增长见闻。再往后，其父逝世，司马迁秉承父命，继承了太史令的职位，因此获得了接触历代文献和重要档案的机会。这一切，预示着一代史学大家即将长成。

    但是，若仅止于此，司马迁便不会具有今日的声名，也不会令后人景仰、崇敬、同情。他更伟大的地方，在于身为史学家而同时又是一位伟大的抒情诗人。

    他看事情明锐而透达，可是感情却是他卓越见解的基础；他讽刺的人物很多，然而在他笔下写来，却也依然带着大量可爱的成分；他的史书，如果不加上“浪漫”两字，就缺乏了生命的气息，缺少了永垂不朽的基石。

    公元99年，司马迁一生中最惨痛的悲剧事件发生了。

    李广后裔李陵以不满五千士卒，出击匈奴，对敌十余万，转战千里，斩获数千，终因道穷矢绝，投降匈奴。消息传来，武帝震怒，群臣随之争相诋毁李陵。司马迁以为李陵出生入死，不顾一己性命安危，而群臣在后方保全妻子财产，一旦前方将领有事，蜂起而攻，暴人之短，世态炎凉，功罪难辨。他怀着悲愤的心情挺身而出，为李陵辩护，终因此触怒武帝，获罪下狱。

    依照法律，司马迁被判死刑或以腐刑代替。而被判此刑者可以五十万钱赎身，司马迁家无余财，无力赎罪。是忍辱负重，以完成空前绝后的伟业，还是孤注一掷，以一死证明自己的清白？司马迁面临着痛苦的抉择。

    他本不欲苟且偷生于世，惟父亲和自己夙愿未了，所以甘受腐刑，以待将来。出狱后，司马迁发奋著述《史记》，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成一家之言”。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作，《史记》亦然。司马迁忍受腐刑之辱，终于成就了这部鸿篇巨制。

    《史记》为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它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先例，并为后代史家所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