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写的（一个是诗人乔叟自己讲的《梅里白的故事》，另一个是乡村牧师讲的故事）。还有4个故事（律师、女修道院长、牛津大学学生以及第二个尼姑各自讲的故事）是用七行诗段（称为“君王诗体”）写的。另外，和尚讲的故事是用八行诗段写的。

    在教士讲的《狡猾的狐狸》和《虚荣的公鸡》的故事里，《坎特伯雷故事集》幽默讥讽的特色得到了鲜明的体现。教士用学者的口吻讲话，或者搬弄华丽的词藻，或者一本正经地引经据典，讲述的却仅仅是一个关于公鸡、母鸡、狐狸的动物故事，传达的只是街头巷尾的琐闻。这种气势和内容的脱节，产生了一种幽默、滑稽的艺术效果。例如公鸡趾高气扬的神态在狐狸面前一扫而光；狐狸狡猾地诱使公鸡上当，而自己又不免同样被骗；公鸡、母鸡在言谈中显露出一副贵公子、贵夫人的气派，而在行动中又难免现出家禽的本色。乔叟正是通过这种事物本质与表象、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分离，巧妙地制造了笼罩全篇的幽默滑稽的喜剧气氛。

    假如我们将这篇故事放在文艺复兴曙光初露的大背景上观照的话，不难发现无论是个性化的语言还是喜剧式的效果都被点染上了人文主义的思想光彩。“妙相庄严”的教士自然改不了他的职业习惯，而救人脱离苦海的布道却蜕变为插科打诨式的动物寓言；上帝、教义之类当然仍是教士念念不忘的法宝，而故事却全然不顾宗教的庄严肃穆，透出一片人间的盎然情趣，归结为尘俗世界的生活格言：该睁眼时莫闭眼，该缄默时勿开口。这种重世俗、重现世的人文主义思想的流露也为这篇风格瑰丽、意趣盎然的动物寓言添上了意味隽永的一笔。

    事实上，《坎特伯雷故事集》里的每一个故事都有它的独到之处，读者可以各取所需。除了这些有趣的、深刻的故事外，故事之间的衔接段落也值得赞扬。在这些段落里，乔叟显示出他的戏剧才能，人物性格写得鲜明、突出，对话滑稽、有趣。尤其是巴斯城妇女讲的故事的序言和卖赎罪券者讲的故事的序言，写得最为精彩。

    乔叟虽然是个宫廷诗人，但他的生活经验却是多方面的。他熟悉14世纪英国社会各阶层的人物，也了解当时的欧洲社会。他熟悉法语和意大利语，但坚持用英语创作。他对英国社会不同阶层人物的语言，都能运用自如。他处理的题材面很广，对不同的题材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写作技巧和手法也是各式各样的。由于他的视野广阔，观察深刻，他写的14世纪英国社会的人物具有超国界的特点，也就是说，乔叟善于写人的普遍的、共同的特点，因此他的作品能够在世界范围内长期吸引读者。

    乔叟热爱生活，热爱人。他虽然也善于嘲笑和讽刺人们的缺点和错误，但他总的人生态度是同情和宽容。乔叟是一位严肃的诗人，一方面给读者提供极大的乐趣，另一方面仍对读者进行教育，希望读者成为更理智、更善良的人。但乔叟不愿直接对读者进行说教，总是寓教导于娱乐之中。在关于忠诚爱情和慷慨行为的故事（自由农民讲的故事）里有这样一句话：“真诚是人所能够保持的最高尚的东西。”这是乔叟的道德准则，也是他的艺术标准。乔叟忠诚于真理，忠诚于现实，忠诚于自然（包括人性），忠诚于艺术。乔叟的艺术是现实主义的艺术，他开创了英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莎士比亚和狄更斯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乔叟的继承人和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