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深遂的主题，霍桑在自称为“心理罗曼司”的小说中，极尽讽示隐喻和象征比拟之能事。的故事一开篇，映入读者眼帘的，是“新殖民地的开拓者们”在万事草创之时忘不了与墓地同时修建的监狱，这株“文明社会的黑花从来不曾经历过自己的青春韶华”，因为它“与罪恶二字息息相关”，它那狰狞阴森的外貌，连同门前草地上“过于繁茂地簇生着的不堪入目的杂草”，都增加了晦暗凄楚的色调，然而在这一片灰黑之中，却傲然挺立着一丛玫魂，“盛开着宝石船的花朵”，象征着人类的道德……这种用略带神秘色彩的自然景象烘托环境、渲染气氛和映衬人物心理的手法俯拾皆是。最突出的便是丁梅斯代尔牧师和海丝特及珠儿在夜晚和密林中的两次会见。由红字联系在一起的几个主要人物的同时出场，如同戏剧中叠起的高潮，把全书紧织在一个严密的结构之中。

    霍桑是一位世界观相当复杂的作家，他选择爱情悲剧作为的主题，使自己深深陷入难解的矛盾之中。爱情本是人类的天性，但按照基督教义，亚当和夏娃偷吃了伊甸园的智慧之果，懂得了男欢女爱，不再靠上帝创造而由自己繁衍人类，这本身正是“原罪”，至于私情，更触犯了基督教的第七戒。霍桑虽深受教会影响，但自从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爱情早已成了文艺作品永恒的主题，时时受到歌颂，他即使再保守，也不会不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了。于是，书中便处处可见作者难言的苦衷。他虽然谴责不合理的婚姻，甚至把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说成是“神圣的贡献”，但不敢肯定不合“法”的感情，更不肯使有情人终成眷属。

    实际上，霍桑在中要表达的，是社会现状和人类命运，并借以进一步探讨他所关心的“善”与“恶”的哲理。那座构成故事中心场景的示众刑台，开始时被描述成“像是教堂的附属建筑”，似是要把社会的丑恶及不人道归咎于宗教，但继而又被描写为“如同法国大革命时期恐怖党人的断头台”，表明了他对社会变革的不解与疑惧。从这一例证中我们不难看出，作家以敏锐的目光洞悉了社会的种种弊端，但并不知道应该何去何从。他从人道主义出发，把社会的不合理现状和人类的悲惨命运，归结为“善”与“恶”之争，但他的善恶观又深受宗教教条的浸染，成了缠夹不清的空泛议论，说什么“爱总要比恨来得容易，这正是人类本性之所在。……恨甚至会通过悄悄渐进的过程变成爱。”还提出“恨和爱，归根结底是不是同一的东西……”；而书中那种浓重的阴郁色彩，也给人压抑多于振奋的感受。

    霍桑所擅长使用的渲染气氛、深挖心理的手法，颇为后世所推崇，亨利·詹姆斯、威廉·福克纳，直至犹太作家索尔·贝委和艾萨克·辛格，黑人女作家托妮·莫瑞森等，无不予以运用。单就这一点而论，霍桑对世界文坛的贡献也是巨大的。他的代表作不愧为不朽巨着。

    于1850年出版后，翌年便有了德译本，3年后又有了法译本。在它流传的140年间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并被改编成戏剧和歌剧。我国自30年代以来亦有多种译本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