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舍本求末呢？”他分析说：“问题的关键在于，黄炜、黄文辉经营的防伪膜生意，在当时几个厂家的报价中，价格是最低的，质量也符合要求，所以，黄维彬的招呼才会发挥作用。”

    一个值得关注的情节是，在2004年7月13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魏剑受贿案的法庭上，其辩护律师说，魏剑收受黄文辉的贿赂，不是出于本人的意愿，而是迫于外在的胁迫。对此，一位与魏剑家人关系甚密的人士向记者证实，黄维彬在为黄炜、黄文辉联系向曲靖卷烟厂推销防伪膜的过程中，充当了与其身份不相符合的角色。起初，他向魏剑打招呼，魏剑不买账，他就让魏剑以其子的名义，在黄炜、黄文辉的公司入股，做生意赚钱之后，存在国外。遭到魏剑拒绝后，他又在一次宴会上授意黄文辉为魏剑的爱人“换辆本田轿车”。

    事后的情况是，“车子太显眼，魏剑没有要，但他收下了黄文辉送给的好处费80万元”。魏剑也在法庭上辩解说，自己当初收下黄文辉送给的钱，是因为按照正常程序办事，没有损害单位利益，所以没有意识到这样做会构成犯罪。

    更令人疑窦丛生的是，魏剑第一次受审后，在法院即将宣判之时，又被中纪委从看守所中提出，带到四川“双规”。“炒回锅肉”的结果，其受贿的金额，由当初指控的80万元，戏剧性地变成470万元。据参与办案的纪检干部介绍，其牟取的私利，高达2000多万元。但由于取证困难等原因，许多问题不能作犯罪认定。随后，魏剑受贿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移送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办理。

    其实，云南的部分领导干部插手烟草企业牟取私利的问题，并非今日才暴露。一位长期从事反腐工作的人士对记者说：“在云南省内，这个问题‘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走出云南，外界的人士只要听说云南的上层干部涉及腐败问题，都认为与烟草行业有关。”

    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是，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案发后，在剖析自己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时说，他任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时，“看到别的领导干部在烟草企业为家属子女谋利，就产生了他们能做的事，自己为什么不能做的失衡心理”。于是，为了帮助儿子李勃出国和在社会上生存，他利用分管烟草企业的便利条件，为香港焕德有限公司董事长杨荣协调出口卷烟2.3万大箱，使杨荣获利2300多万元，其子李勃以跟杨荣合作做生意为名，先后从杨荣处索取或收受贿赂1000多万元；为了摆平与情妇徐福英的关系，他出面向香港金时利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镇桂借款1350万元给徐福英挥霍。徐福英无力偿还后，他又指使云南省烟叶公司经理胡启鹏擅自提高烟叶促销费，使李镇桂从中获取非法利益高达2600多万元。

    我们无法想像是哪些领导干部在烟草企业为家属子女谋利的事情，能对一位身居高位的常务副省长的腐败堕落产生影响，但可以肯定，只有职务、地位与他有可比因素的人在其周围构成一种环境，才会使他产生改变不了这种环境，就适应这种环境的观念。

    一位长期参加办理烟草系统大要案件的纪检干部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央有关部门十分关注高中级领导干部在云南烟草企业中为子女谋利的腐败问题，所以，对涉及云南烟草行业中卷烟厂厂长的腐败案件，都是由中纪委牵头办理的。”

    他进一步分析说：“中纪委管辖的案件范围是省部级干部，而云南烟草行业卷烟厂厂长的级别，多数为处级，仅有两三家是厅级，但中纪委出面办理此类案件，说明中央对解决隐藏在云南烟草行业中的上层干部腐败的问题，历来态度坚决。”

    “态度坚决说明存在的问题严重。”这位纪检干部介绍说，“昆明卷烟厂原厂长陈传柏涉嫌贪污犯罪的问题，实际上与一个在云南担任重要领导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