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P机给杨长明，让他准备一些纸箱和碎纸条等包装物，说是有一批东西需要打包。杨长明就找了几个纸箱和一些碎纸条。后来刘农军又问杨长明“有没有空房子”，杨长明说“有”。

    当晚，杨长明去找刘农军时，他神色诡秘地让杨长明在门外等一会儿。约过半个小时，杨长明进屋发现刘农军的朋友彭坚（武汉监狱民警）和汪义强（彭坚之姨夫、亮晶晶精品店经理）也在屋里。当杨长明看到屋里那些包装整齐的纸箱问“是什么玩艺”时，刘农军神色阴鸷地说：“文物。说出去就会交炮（枪毙）！”那12箱文物，当晚转移到彭坚家9箱，刘农军和李军带走1箱，剩下两箱放到了杨长明父亲家。

    12月6日，武汉市公安局将彭坚抓获。彭坚交代：10月12日，彭坚和汪义强用一个18吋凯歌电视机箱子和两个音柱箱将9箱文物伪装，于13日由彭国礼开车，汪义强、彭坚护送，将其运到王家墩机场，送上4031号飞机，运往广东佛山机场。尔后，刘龙军、汪义强俩人乘当日飞机至佛山，到佛山机场接货。

    12月10日，公安部向全国发出了通缉令，对案件的主要嫌疑人刘龙军、刘进进行通缉。

    迫于政策和法律的强大攻势，南逃广州的汪义强返回武汉投案自首，并提供了刘农军、刘进在广州的活动情况。

    武汉告捷，并没有使侦破“9·18”案件的指挥员们心头的大石落下：案件虽已明朗，但犯罪分子很可能闻讯藏匿起来，为下一步的抓捕和追赃增加困难。

    为防止被盗文物和主要案犯出境，指挥部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在广州一举围歼案犯。

    十多天后，一个神秘的电话打到广州市公安局，表示愿意将文物交出，但惧怕抓人，不敢前往。

    经广州市公安局11处的同志精心运筹，55件被盗文物辗转至穗，于12月23日0点55分交到广州市公安局11处。

    喜讯传来，“9·18行动”指挥部一片欢腾，一颗颗忧虑已久的心瞬时间得到平静。祝贺之余，公安部领导要求参战干警一鼓作气抓获另外四名主犯，其余的九件文物终于“完璧归赵”。

    1993年1月9日12时40分，赴广州工作组获取了一条重要情报：刘农军派人于当日到广州活动，筹集出逃所需的资金。

    情况紧急，关系重大，如何引蛇出洞呢？参战干警与犯罪分子开始了斗智斗勇。工作组留守人员在童年根的主持下，制定出一套战斗方案。

    1月9日下午2时40分，当一个穿茄克、戴墨镜的年轻人神情慌张鬼鬼祟祟地出现在广州街头时，被守候在此的干警当场擒获。从他身上搜出了刘农军与其妻凌海滨的两本化名为凌达伟、凌海红的委内瑞拉护照、两张香港至伦敦的飞机票以及其他钱物。据其交代，刘农军正潜伏在青岛，准备做整容手术后出境。

    这一情报的分量不言而喻，赴广州工作组的同志于当日下午5时将信息反馈到指挥部。青岛市公安局闻讯而动，于1月9日晚抓获了“9·18案件”首犯刘农军。

    刘农军，29岁，武汉市武昌区人。中学毕业后，在武汉市公安学校就读，曾因盗窃学校教学器材被开除。之后，在湖北江汉大学自修毕业。1983年以来，他长期流窜在外，并与港、澳黑社会组织搭上关系。为了盗取文物走私境外，他闭门谢客，潜心钻研文物书籍。由于他反应灵敏，诡计多端，黑社会称之为“计算机”。

    刘农军自以为“9·18”案作得天衣无缝，公安机关根本无法破案。于是，当公安人员讯问时，他像没事人一样，时而答非所问，夸夸其谈；时而态度傲慢，避而不答。面对不可一世的刘农军，干警们不急不火，将计就计，先任其大讲特讲，而后从中找出矛盾与漏洞，集中火力一一批驳，挫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