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来到北京什刹海旁边的一所四合院，见到了一位自称首长办公室主任的胡某，并通过胡某见到了一位老太太。王富桥神秘地对卓玛说：“这位老太太是一位跟中央领导私交很深的革命老干部，老人家答应帮忙向中央领导递交材料了，很快就有中央领导的批示了。”

    但是，此事很快就没有了下文。在卓玛的多次追问下，王富桥说已经有了“中央首长批示”，卓玛让王富桥拿出来看时，王富桥却以机密为由搪塞过去。

    但时间一长，王富桥担心不能继续取得卓玛的信任，为了让她见真实的材料，2004年8月，王富桥带着卓玛找到北京某报社的法制部主任，通过这位主任向全国政法机关为卓玛走过300封机要内参，但这些所谓的“机要内参”实际上只是一份供有关部门参考的“来信摘编”而已，最后这份“来信摘编”全部泥牛入海。

    2004年8月，王富桥还请这家报社的一个记者为卓玛组织了一场记者招待会。王富桥对卓玛说：“媒体的力量是无穷的，肯定会对你丈夫的案子产生良好的影响，这次来的记者都是中央和北京各大报社法制记者，你应该多给他们出点钱，每人给他们5000元比较合适。”

    卓玛听后立即点头同意了。但是，在记者招待会的现场，卓玛见参加会议的30多人中却很少有什么“大报记者”，有些根本不是什么记者，卓玛感到这次活动组织得实在不尽如人意，最后只给了每个记者300至500元的车马费。当然，这次记者招待会根本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卓玛虽然有些恼火，但为了丈夫，她也只好把所有的委屈咽进自己的肚子里。

    为了继续蒙骗卓玛，王富桥通过那位报社记者认识了一个研究所的曲主任，王富桥立即带着卓玛找到曲主任，并告诉卓玛说：“曲主任的爱人是一位政治局首长夫人的私人经济顾问，绝对手眼通天，你丈夫的材料可以请他转交给首长。”

    于是，卓玛带着给中央领导的一封信、某报社的内参和几名律师联名写的对该案的看法，交给了曲主任。接着，王富桥告诉卓玛说：“曲主任说，要办成这件事情需要1000万元。”

    即使拥有亿万家产，卓玛也对这种狮子大开口感到惊讶，她随即对王富桥说：“那我们再找找别人吧，我为丈夫的事情，已经给你拿了800多万元，现在一下子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了。”

    事已至此，卓玛依然对这位“中办机要局王局长”深信不疑，更被“王局长”的平易近人和火热心肠所感动。从刚刚认识王富桥几天之后，卓玛就带着司机和助理一起去王富桥住在通州的家，满怀希望地交给王富桥150万元港币，而王富桥拿到钱后就让卓玛回去等消息。3月11日卓玛又和司机在王富桥家交给王富桥人民币150万元，3月20日又交给王富桥人民币60万元，3月21日再次交给他人民币60万元。至此，给钱给王富桥更是家常便饭，直到2004年8月11日在福慧堂内交给王富桥人民币50万元为止，卓玛总共给了王富桥人民币795万元，港币150万元。

    但是，王富桥为卓玛所做的，除了找到那位大学的副校长之外，能够找到的其他人，很多经过公安机关核实都是“查无此人”。而卓玛每次要见什么人，王富桥都开口跟她要钱，都说是对方要的，卓玛每次都把钱交给王富桥本人。但卓玛向王富桥问起办事人的情况时，王富桥都以这些人身份保密为由，不让卓玛见面，王富桥的理由很充分：“我是搞机要的，这种捞人的事情，密则成，泻则败。”

    卓玛也许忽视了一个常识，如果王富桥真的是国办、中办领导，怎么可能天天陪着她，为她出谋划策，甚至陪她数次去辽宁呢？也许作为大学教师的卓玛应该很清楚，也许只是她当时救人心切，需要熟悉社会规则的人帮她。

    在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