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的人格永远钉在了耻辱的十字架上，对子女、对家庭、对我们一切都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我为什么会堕落到这个地步，又有哪些深刻的教训呢？

    拜金欲念是我世界观蜕变的开始。

    20世纪90年代，经商热潮使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由于市场刚刚建立，市场规则尚不完善，不法官商相互勾结发不义之财的大有人在。与此同时，拜金主义，一切朝钱看的思想也在社会上泛滥起来。我觉得自己作为金融企业掌握财政部门的负责人，为党工作了近三十年，上有老，下有小，家庭经济也不厚实，心态因此失去平衡。

    日子长了，由以往愤恨官商变为羡慕官商。特别是见到有的领导为自己下海经商的子女铺垫，为所谓的朋友介绍生意，日子一下阔绰起来，真是眼热心烫。这使我对金钱的欲望迅速地强烈起来，从而导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扭曲和蜕变。最终在金钱的诱惑下失去应有的拒腐防变能力，沦为人民的罪人。1998—2001年，我利用职权之便为他人经商提供方便，谋取利益，收受了数百万元巨额贿赂。

    在以后几年的日子里，我敛的钱是多了，而良心却黑了，守着不义之财不敢花，而每天过得提心吊胆，敛财越多，内心的罪恶感越重。当我见到别的贪官纷纷落马，就倍感“心忧魂惊、草木皆兵”。

    我的“金钱梦”现已破碎，这个结局的始作俑者就是我自私、虚荣的不平衡心理和错位的人生观。如今我身陷囹圄，让我重新描绘心中幸福，那就是：淡泊名利、知足常乐、一家团圆、无忧无虑，吃家常饭，睡安心觉，健康平安每一天，即使钱少了，也是幸福的。

    以权谋私是我蜕变的根本原因。

    在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我渐渐地放松了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结交的朋友整天吃喝玩乐、灯红酒绿。羡慕和追求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当作个人谋取利益的工具。1998年总行租了一批设备，某些供货商得到利益后，为表示感谢，送钱给我。当我看到商人一夜之间就可以成为暴发户，觉得他们挣钱真容易，送给我这点钱对他们来讲可谓“九牛一毛”，我受之酬款也讲得过去。

    当我知道徐放鸣通过我介绍的一家公司做了农发行租赁业务，而徐的朋友从这家公司一次就拿走700多万元。不言而喻，这个时候大家都在抓钱，我不捞点也白不捞。当这家公司的经理送我200多万元钱时，我就欣然笑纳。一连串的肮脏交易，暴露了我无耻的权钱交易和对金钱的贪婪。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一旦与利益挂钩，就是对权力的亵渎，最终被权力所伤，甚至是致命的伤。我深深地体会到，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不管工作多么繁忙，切不可放松学习，不管社会生活如何变化，切不可放松自律，交友一定要慎之又慎。

    侥幸心理是我敛财不计后果的动力。

    我的犯罪是从世界观蜕变，革命意志衰退开始的。当我第一次收受别人的贿赂时，思想也有过“收”还是“不收”的矛盾斗争，心里也在自问，这是犯罪吗？其实答案是肯定的，可我偏要做否定。你帮我忙，我领你情，人与人之间往来谁人能免？掩耳盗铃的自欺欺人无非是为淡化内心深处的罪恶，为自己的犯罪求得心理上的平衡，而核心则是侥幸心理。一个送钱，一个收钱，一无旁证，二无凭据，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风险何在？况且行贿与受贿在法律上是一根绳上的两只蚂蚱，谁会送了钱之后又去告发自己犯了行贿罪呢？

    权钱交易的假象，行贿受贿的隐蔽性，确实不是一时一事就可以暴露的，侥幸心理在一定时间内得逞，其结果便是胆子越来越大，到后来受贿已不是什么侥幸心理，而是肆无忌惮，利令智昏，因而最终败露就毫不奇怪了。

    综上所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