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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学而优则仕
的好人,到了坏人那里也不会变坏。但是,你又何必要去呢?要知道,坏人并没有拿着刀子逼你去呀,就算不能严词拒绝,至少也能婉言谢绝吧!这就让子路想不通。于是孔子又进一步解释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这里说的“匏瓜”,是一种味道很苦的葫芦,只能挂着好看,不能吃。所以,孔子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我难道就中看不中用,只能挂起来做摆设吗?

    妙哉此言,这才是心里话。原来,孔子是一定要被人所用的。为什么呢?因为孔子的学问,首先是政治学,其次是伦理学。政治学也好,伦理学也好,都要实践。不实践,一点用都没有,一点价值都没有,而且也不知道那学问是对是错。怎么实践?做官。要推行政治主张,固然要做官;要实现道德理想,同样得做官。因为只有做官,才能教育人民,敦风化俗。更何况推行政治主张也好,实现道德理想也好,都需要时间,孔子岂能不急?

    这就是孔子急于做官的第二个原因:实践学术主张。

    孔子急于做官,还有第三个原因:实现人生价值。孔子是什么人?或者说,是什么人的代表?士人,君子。士人是相对于庶人的,君子是相对于小人的。士人与庶人、君子与小人,有什么区别?孔子认为,士人和君子有人生价值,庶人和小人没有。所以孔子说,一个君子,如果“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那就“难矣哉”(《论语·阳货》)。“难矣哉”是什么意思?李泽厚先生说是“难办”,李零先生说是“难受”,总之是不行。孔子还说,一个士人,如果贪图安逸(怀居),那就不配称作士,谓之“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为什么呢?就因为士人和君子有人生价值,而要实现人生价值,就必须做事。

    那么,士人和君子做什么事?两件事:一是做官,二是做学问。而且,最好是两件事都做,即“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这句话虽然是子夏说的,却很能代表孔子的意思,因为这就是他的理想──在读书与做官之间游刃有余。过去,人们常常把“学而优则仕”理解为书读得好,就能做官,或就去做官,这是不对的。因为这句话的前面,还有“仕而优则学”。如果“学而优则仕”是“书读得好就做官”,那“仕而优则学”是什么意思?是“官做得好就读书”吗?显然不通。其实,这里的“优”,不是“优秀”,而是“优裕”,即“有余”或“富余”。也就是说,做官而有余力,就治学;治学而有余力,就做官。一边做官,一边做学问,两边都不耽误。

    这当然也不错。但如果做不到呢?首选什么?做官。在孔子看来,做官是最重要的,不做官则是可耻的。为什么最重要呢?因为做官是读书的目的。为什么不做官可耻呢?因为只有做官,才是士人和君子的正当职业;也只有通过做官赚的钱,才是士人和君子的正当收入。要知道,士人和君子也是人,他们也要谋生,要吃饭,要有钱用。钱从哪里来?非由天降,非由地生,只能去做官。种地是不行的,孔子瞧不起那些“鄙事”。孔子有个学生,就为这事很不讨老师喜欢。这个学生叫樊须,字子迟,所以又叫樊迟,比孔子小三十六岁,也是“黄埔三期”。此人不知哪根筋搭错,居然提出要学习种粮。孔子说,这事我不如老粮农(吾不如老农)。又提出学习种菜。孔子说,这事我不如老菜农(吾不如老圃)。樊迟一走,孔子就大骂这学生,说是“小人哉,樊须也”(《论语·子路》)。显然,在孔子看来,干农活,当工匠,做生意,都不如读书做官。读书做官的是君子,其他都是小人。

    咦,这就奇怪!孔子不是说过,他自己少年时代也“多能鄙事”吗?怎么又蔑视农工商了?对不起,“多能鄙事”那是过去。过去,孔子是“小人”,甚至是“贱人”。为了“谋生”,不能不干些“下贱活”。这些“下贱活”,也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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