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现在，以用火为界限，生与熟也仍有褒贬之别，如生吞活剥与烂熟于心，生拉硬拽与熟门熟路等。此外，如生涩、生疏、生硬、生造、生僻等词，亦有明显贬义。至于“生番”，则直接指“不火食”的野蛮人；“夹生”，则往往是骂人的话；而“人生地不熟”，则是很不幸的事。

    这就不可等闲视之。因此在上古，就要有人专门来管理“火食”。这个人的任务是：一、看管火堆；二、烹煮食物；三、分配食品。可见其权力和责任都很重大，工作性质也很神圣。因为神圣，所以也是“善”，而“火食”也就称为“膳食”。这人既然掌握了食物的分配权，当然也就掌握了群体的领导权。可见最早的“政府”，一开始就是“厨房内阁”。只是到了社会分工更为精细，政府职能更为多样以后，“膳食科长”才不再由“内阁总理”兼任，而另派他人专司。但在远古，这人的地位仍一直很高。传说中担任过高辛氏或颛顼氏“火正”一职的“黎”，大约就是这种专司管火和“火食”的人。

    当时的族群肯定很小，族人中年轻力壮者外出采集和狩猎，年长体弱又富于经验者留家看火，并烹烤食物。外出劳动者日暮归家，寒风暗夜中大家围定火堆，享用熟食，真是何其乐也!因此，“火食”并不单单只是“熟食”，更重要的还是“共食”。所以，它也是“伙食”，即“共火而食”，故“伙”字从人从火。

    共火而食的人就是“伙伴”。“伙伴”原写作“火伴”，据云起源于古代兵制。古代兵制，五人为列，二列为火，十人共一火饮煮，即为“火伴”。《木兰诗》云：“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惶”，这里的“火伴”便泛指同一军营的人，相当于今之“战友”。其实共火而食，古来如此。不过一般共火而食者多为家人，不足为奇。只有军营里，才是非亲非故而成“伙”。所以后来，便把不同的人因同一目的而结合成群体，称为“结伙”，并由此产生出合伙、入伙、打伙、搭伙、散伙、团伙、平伙等概念，而“火食”也就变成了“伙食”。

    火锅，大概就是对原始时代和古代战争中“共火而食”的远古回忆吧!中国菜肴，无论煎炸蒸炒，一般都是在厨房里加工完成后才端上桌来，只有火锅把烹调过程和食用过程融为一体，不但把锅端上桌来，而且让火贯穿始终。这不正是一种最古老也最亲切的方式吗?围在一起吃火锅的人，不是家人，便是伙伴，不是兄弟，便是朋友，不是极富人情味吗?尤其是在北风凛冽大雪纷飞的数九寒冬，三五友人，围炉共酌，传杯换盏，浅吟低唱，真是何其乐也!白居易诗云：“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我怀疑那就是请朋友来吃火锅的邀请函。

    由此可见，火锅不仅是一种烹饪方式，也是一种用餐方式；不仅是一种饮食方式，也是一种文化模式。作为饮食方式，火锅可以多人合吃，也可以一人独食，然而独食者又何其寥寥。在火锅店里，我们实难

    见到一人独食者。这不是为了省钱，更因独食无趣。一般地说，中国人是不喜欢独食的。独食难肥，共食才能吸取营养；独食无味，共食才会其乐无穷。如果不得已而自斟自酌，就要在想像中与人共食：“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否则就叫做“喝闷酒”。喝闷酒不但了无趣味，而且还会“伤身”。如果与友人共饮，则“酒逢知己千杯少”，喝得过量也无妨。

    这就是请客吃饭的意义了。它不仅是吃喝，而且是共食；共食也不仅是聚餐，而且是同吃；同吃也不仅是同在一起吃或吃同样的食物，更是吃人情，吃血缘。有了人情和血缘，一个又一个群体才得以建立和巩固，个体也才得以生存。显然，中国人喜欢请客吃饭，并不是中国人好吃，而是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群体意识所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