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好连酒一并禁了。禁酗酒好理解，因为酒喝多了，便神志不清。为君者神志不清必乱政，为民者神志不清必乱礼，两者都会导致亡国，非禁不可。禁群饮也有道理。因为大家在一起“共食”，谦恭礼让，思一粥一饭来之不易，便会感念君父，更加效忠朝廷。聚在一起“群饮”，酒壮了胆，难免说些不忠不孝发牢骚的话，弄不好便会起心“谋反”，至少也会弄得秩序大乱。所以，尽管“共食”是大家聚在一起吃，“群饮”是大家聚在一起喝，都是“群”，但“共食”就该提倡，而“群饮”便要禁止。

    不过，一群人聚在一起喝酒这事，当真要禁，那是禁不了的。比如国宴、家宴，给上司接风，为朋友饯行，还能不聚在一起喝点儿?于是便只好规定不得“无故群饮酒”，也就是“群饮”要有“正当理由”。这倒是难不住中国人。有个相声讲，某单位领导宣布，为了纪念伟大的科学家巴甫洛夫，加深对“条件反射”原理的理解，全体到烤鸭店吃烤鸭一次。结果，“学习效果”很好，同志们在酒席上都“感动地流下了哈拉子(口水)”。

    于是又只好规定，即便是在一起喝酒，也要讲究礼仪。这就不怎么行得通了。因为饮酒之乐，恰在无拘无束。当年，齐威王问淳于髡(kun)：“先生能饮几何而醉?”淳于髡回答说：“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不懂。淳于髡说，如果是大王赐酒于殿堂，监视酒政的执法官站在臣的旁边，纠察失仪的御史官站在臣的背后，臣诚惶诚恐，伏地叩首而饮，不到一斗便简直醉了。如果是乡下人在一起喝酒，坐无分贵贱，席无分男女，敬酒没有时间限制，搏戏完全自由组合，抓住了异性的手也不受罚，瞪着眼睛看人也不受禁，女人的首饰乱七八糟地落了一地，鞋子袜子也乱成一团，在这种气氛下，臣便是饮八斗，也只有两三分醉。可见饮酒之乐，全在身心的放松，哪里能“行礼如仪”?

    需要放松身心的人很多，帝王将相如此，平头百姓也如此。需要靠酒来结交朋友协调关系的人也很多，商界官场如此，市井村闾也如此。何况还有文人。文人没有酒，就没有灵感了。所以，历史上的禁酒令，常常不过一纸空文。但一来二去，弄得酒的名声不太好，却也是事实。比如说，“酒肉朋友”啦，“酒色之徒”啦，“酒囊饭袋”啦，“酒色财气”啦，都不是什么好词。

    当然，名声最坏的还是“酒色”二字。酒是色媒人，三杯落肚，便“色胆包天”。当年西门庆勾引潘金莲，便正是在她“一盅酒落肚，哄动春心”之时。更有一个名叫苏五奴的，公然让自己的老婆张四娘当“陪酒女郎”。请张四娘陪酒的人，当然都“醉翁之意不在酒”，一门心思只想早点把苏五奴灌醉，好和四娘干那事。苏五奴便说，只要多给我钱，便是吃“糙子”(蒸饼)也醉了，用不着喝那么多酒啦!这就叫“饮糙亦醉”。酒既为淫乱的祸首，正统的道学先生，自然主张禁酒，或主张酒只能用于祭祀和官方的酬酢。

    于是酒的地位，便逐渐地让位于茶。

    中国人饮茶的习惯，显然晚于饮酒。虽然有人认为我们民族的饮茶，已有上万年的历史，但此说在学术界尚有争议。比较靠得住的文字记录，始见于西汉末年，当时称作“槚(jia)”，《尔雅》说是“苦荼”。但“荼”是菊科草本植物，“茶”是山茶科木本植物，风马牛不相及。大约是茶味之苦近于荼，才把“茶”也称作“荼”吧!郭璞注云：“槚树小似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又说桢叶早采的叫“荼”，晚采的叫“茗”，也叫“藓”(chuan)，也就是老叶粗茶。到唐代陆羽著《茶经》时，才把“荼”字减去一横，写成了“茶”，“荼”字反倒很少有人认识，害得一些念白字的，老是把“如火如荼”念成“如火如茶”。

    茶之正式得名如此之晚，可见饮茶也不会太早。商周青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