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白日旗就挂青天白日旗，甚至叫挂膏药旗就挂膏药旗。这也是中国人的生存之道：随机应变，曲线救国，先存活下来再说。

    当然也有真变的。近一百年中国的变化就很大，近二十年又为最。显然，中国人并不一味地反对“变”，更不反对“趋时”，反对的只是某个个人的“超前”和“出头”。“出头的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历史上那些带头搞改革的，几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商鞅是被车裂了的。王安石虽然没有被车裂，名声却一直不好。再说带头也没什么好处。第一个吃螃蟹的虽然在理论上是英雄，可又有谁记得他是张三李四?

    因此又有第二条原则，叫做“不为天下先”。

    所谓“不为天下先”，不但是“不为戎首”“不为祸始”，而且也“不为福先”。也就是什么事都不要走在前面。坏事固然不能带头干，好处也不能得在前面，因为那会遭人嫉妒。一两个人嫉妒问题还不大，如遭众人嫉妒，那就要倒霉了。最好是“随大流”。既不用担风险，又不用费脑筋。就算错了也没关系，反正“首恶必办”，“胁从”则可以“不问”。冲在最前面的人牺牲倒下之后，胜利的果实岂非正由中下游者享用?

    这正是群体意识的体现。在一种“群体至上”的文化中，个人总是渺小的，群体才是伟大的。群体强，个人弱；群体力量大，个人能耐小；群体代表着正确方面，个人则难免要犯错误。所以，一个人，只有融入群体才“吃得开”，被称为“分子”的则往往“吃不开”，比如“地主分子”、“右派分子”、“******分子”。因此有人戏言，说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又“穷”又“臭”，就在于不幸而为“分子”之故。总之，变也好，不变也好，快变也好，慢变也好，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既要“随机应变”，又要“随波逐流”。反正只要“合群”，就不会有什么错误。如果居然“敢为天下先”，成了“分子”，那麻烦可就大了。

    的确，“合群”才是最重要的。

    什么是“群”?“兽三为群，人三为众”。兽为群(如羊群)，人为众(如民众)，合起来就叫“群众”，也就是像羊一样跟着“牧羊人”(君)、跟着大家一起走的“人众”。于是，中国人的变通趋时，又有两条原则。一是“从上”，二是“从众”，——一个人跟着另一个人，最后变成三个人。

    其实，时髦几乎从来就是“从上”的。“上有所好，下必从焉”，历来如此。“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吴王好剑术，国人多伤疤”，审美风尚的形成往往源于上流社会的好恶与倡导。“一丛高鬓绿云光，宫样轻轻淡淡黄，为看九天公主贵，外边争学内家装。”(王涯《宫词》)宫廷、豪门、都市，从来就是形成时尚、领导潮流的“头羊”。

    这是有例的。比如“长冠”(又叫“斋冠”)，是一种竹皮冠，相传是刘邦发迹之前发明的，所以又叫“刘氏冠”。刘邦发迹之前，不过是个混混。虽然谋了个“泗水亭长”的差事，也不过是个试用的吏员。他头顶上的那个竹皮冠，又能怎么样?只因为它是高祖早年所造，后来竟被定为官员的祭服，而且爵非公乘以上，还没资格戴。又比如“花钿”(又称“额黄”)，是一种两眉之间的装饰。它的缘起，据说是南北朝时，南朝宋武帝之女寿阳公主一日仰卧檐下，一朵梅花正好落在额上眉间，染成颜色，拂之不去。宫女们见之奇异美观，便竞相效仿，蔚为风气。李商隐《蝶》诗云：“寿阳公主嫁时妆，八字宫眉捧额黄”，说的就是它。最可笑的是“点痣”，原本是天子后宫嫔妃，月事来临时，不便奉承龙恩，又不便言说，便以朱砂点面为标记，传到宫外，竞也成为一种装饰了。

    显然，“从上”就是“崇上”，而“崇上”也就是“崇尚”。一个社会崇尚什么不崇尚什么，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