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取决于他“会不会过”，而后者对大多数小市民来说显然更现实。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当所有人的工资收入都相差不远时，就更是如此。所以，如果说上海也有什么“拜物教”的话，那就决不是“金钱拜物教”，只会是“精明拜物教”。

    因此，与北京“大市民”的好高骛远和夸夸其谈相反，上海小市民的活法是精明实惠和稳扎稳打的。他们对不会带来任何实际利益的政治活动不感兴趣，也不会轻易地被某种政治激情所煽动，或盲从某种政治观点，而宁肯对政治采取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即便要参加政治运动，也会同时考虑经济利益，或把政治要求变成经济要求。比如“文革”中，对“走资派”的批判就往往“落实”为奖金的发放问题。那时，北京人关心的是“谁上谁下”，上海人关心的则是“给多给少”。谁能给上海人带来实惠，上海人就会从内心里拥护谁。

    实惠，是上海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词。它包括两个方面，即“实在”与“优惠”。“实在”就是货真价实，“优惠”就是价廉物美，总之是“低投入，高产出；低成本，高效益”。这是一种典型的工商业城市的价值观念和价值系统，也是上海人居家过日子的基本原则。虽然它往往被视为斤斤计较、鼠目寸光、小家子气，被许多人（尤其是北方人）看不起，却能给上海人的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使上海人的生活有较高的质量。

    较之北京人，上海人的生活质量的确是比较高的。因为上海人的所谓实惠，不仅包括货真和价廉，还包括物美；而所谓物美，又不仅是东西实在，还包括品种多、服务好。去年我在上海还吃过不到10元一份的盖交饭，那一荤一素两个菜，竟是现炒的。3元一客的小馄饨，则是用小砂锅煮的，汤里还有紫菜和虾皮。这就不仅是实惠，也是精致 这样的事，在北京就匪夷所思。北京没有实惠和精致，只有排场和马虎。不是贵得吓人，就是差得要命；不是价不廉，就是物不美，甚至物不美价也不廉。

    就拿小吃来说。上海的小吃和点心少说恐怕也有上百个品种，小吃店和点心店也遍地开花到处都有，而且没有只卖早点一说。不少小店到了中午和晚间，是既卖炒菜米饭，又卖小吃点心的。店面、器皿和食品多半清爽利落，经营也很灵活。比如面上的浇头是可以加份的。你可以要一碗雪菜面再加荷包蛋，或者大排面加笋丝，不像别的许多城市，吃牛肉面就只能吃到牛肉，吃鸡丝面就只能吃到鸡丝，而且那牛肉和鸡丝还未必可口。这些都是实惠，也是方便。北京就没有这么方便。这些年，北京“吃饭难”的问题总算是得到了缓解，花几块钱填饱肚子也不太困难，可遍布全城的“京味小吃”却多半是外地民工的“杰作”，自产的点心也不敢恭维。北京最经典的“段子”是；一块月饼掉在马路上，被汽车碾进路面拿不出来。围观者七嘴八舌献计献策，说只好再买一根麻花把它撬出来

    这当然是笑话，也是小事，不过小中可以见大。事实上，一个城市的小吃，最能体现这个城市中市民的活法。可以说，正如有什么样的臣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市民也就有什么样的小吃。北京的小吃正体现了北京人的活法：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马大哈。上海却没有“马大哈”，只有“马大嫂”。“马大嫂”是上海话买（采购）、汰（洗涤）和烧（烹调）的谐音。在上海人看来，居家过日子是很实在的事，也离不开买、汰、烧。这事女人可以做，男人也没有什么做不得。相反，一个男人家，在外面也许要摆摆架子，在家里摆谱当爷们，就没有意义，还不如买买菜、洗洗衣、烧烧饭来得实惠。因此有人说，北京是爷们（马大哈）的活法，上海是娘们（马大嫂）的活法。北京浪漫，上海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