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叫马青的人就这样“语重心长”地对他的“哥儿们”说：“你就别一个人混了，咱们还是一起混吧！人多力量大，敢教日月换新天。人心齐泰山移，蚂炸还有四两肉，一个萝卜一个坑，咱们怎么就不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 ”（王朔《一点正经没有》）这种把豪言壮语和俚词俗语揉在一起混说，而且说得不动声色的说法，最得调侃之神韵。而且，这段话，还非得葛优来说，才能说得风味纯正，说出王朔式的“语重心长”来。

    总之，北京人的幽默，表面是风趣，内里是世故，这才有了如张辛欣所说的那种“经蹬又经拽，经洗又经晒”的韧劲儿。

    这种幽默上海是没有的，也是不会有的。

    如果说，北京人的世故表现为稳健平和、苦乐随缘、安贫乐道，外加一点幽默诙谐作调剂，那么，上海人的世故就表现为精打细算、讨巧卖乖、明哲保身，外加一点可能范围内的积极进取。上海人的确一门槛精来兮”。他们深知“老虎胡须摸不得，刺毛毛虫惹不得，没干的生漆碰不得，过时的皇历翻不得，六月的扇子借不得”等道理，并牢记“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古训，因此决不乱吃，也决不多言，不惹是生非，不没事找事，当然也就既不会油嘴滑舌挖苦别人，也不会装傻充愣调侃自己。挖苦别人会得罪人，自己也没什么实际的好处；而装傻充愣则无异于丑化自己给别人当笑料，那才叫“戆”呐！精明的上海人，哪有当“戆大”的道理？于人不利，于己无补，这种“不合算”的事，上海人才不会去做。

    的确，合算不合算，是上海人决定自己行为的价值取向。上海人的行动是经过精密计算的，他们的世故也是经过精密计算的。凡是不合算的事，即便有趣，他们也不干；凡是没有用的东西，即便好看，他们也不买。当然，他们买东西，并不只考虑有用，也要好看。因为一件东西既然可以又好看又有用，如果只买了有用的部分，同样是不合算的。那么，装饰品之类“没用”的东西，就不买么？买的。因为它们也有用，或被看作有用。比方说，可以提高档次、表现品味、附庸风雅、显示气派等等。总之，上海人的思维方式是数学的，行为准则是实在的。

    所以，上海市民和北京平民一样，都不作啡份之想”（这也是中国人的共性），但理解不同。北京人理解的“非份之想”是“命里没有”，上海人理解的“非份之想”是“不可操作”。只要做得到，而且有实惠，他们就会去做。做的时候，也有个尺度，就是不能惹麻烦。他们的目的很明确：现有的生活秩序能不破坏就不破坏，现有的生活水平能提高多少就提高多少。但是，这种提高有个前提，就是不能失去已有的好处。因此不能革命，只能改良，不能“大破大立”，只能“小打小闹”。这便是上海式的世故。出于这种世故，上海人和北京人一样，也能忍（这同样是中国人的共性），但忍而不受。如果说北京人的人生哲学是“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那么，上海人的态度则是一穷不忍，富不耐，睡不着就想发财”，发不了财就到乡下人那里找平衡。这话也许说过分了一点，但至少，在忍耐中，他们会积极地想办法，以便在绝境中找出路，在夹缝中求生存。比方说，开不了源，就节流；小脚裤和喇叭裤都不准穿，就发明直筒裤。这便正是上海式的乖巧。显然，同为忍耐，也不相同。北京是忍，上海是磨。北京人越忍越懒（甚至“懒得离婚”），上海人越磨越精。上海的世故比北京的积极。

    上海的世故也比北京的可取。因为它为人的欲望开了个小口子，使之能在不危害社会的前提下得到适当的满足。有此满足，上海人心理也就平衡 北京人没有这个口子，就只能强忍；而一旦忍不住，礼数什么的，就不再谈得上。结果，不爱钱的北京人一旦伸出手去，便黑得厉害。所以，小贪官全国都有，大贪官却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