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的东西。从庄子到阿Q，有时也只有一步之遥。事实上，不少北京人就不乏阿Q精神。比如“打肿脸充胖子”，就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前面已多次讲过，北京人的毛病，就是虚，喜欢摆谱、讲排场、充胖子和夸夸其谈。就连他们最看重的礼数，也透着一股子虚气。所谓“倒驴不倒架”，便很可能驴没了，只剩下架子；贵族精神没了，只剩下派头，而且还是塑料纸包装的。无疑，矛盾对立的双方，总是会转化的。崇高会变成滑稽，勇敢会变成粗鲁，巧智会变成油滑，大度会变成马虎，贵族精神也会变成痞子作风，此之为北京人所需警惕者。

    与北京相反，上海人最可贵的，不是绅士风度，而是理性精神。尽管上海人很看重他们的绅士风度，但这种风度多少有点来历不明。即便不是假冒伪劣，至少也是速成的，因此有点飘忽，远不如他们的理性精神来得实在。

    理性精神在上海也是无所不在的。就拿乘坐公共汽车来说。北京的做法是一哄而上，然后由售票员在车上大声嚷嚷：“哪位乘客给这位大爷让个座儿！同志们，一个人做点儿好事并不难，只要站起来就行 ”有没有用 全靠自觉 上海的做法则是在起点站设“坐队”和“站队”，请退休工人当纠察队员，谁坐谁站，全凭先来后到，一视同仁，人人平等，个别需要重点照顾的残疾人老年人则安排到“坐队”的前面。显然，北京的做法靠道德，上海的做法靠科学。前者基于人情礼数，后者基于理性精神。

    又比方说，自行车带人，这本来是违反交通规则的。可如果上下班时不让带孩子，则孩子和自己都得迟到，因此又不能不通融通融。北京的做法是睁只眼闭只眼，成都的做法则是钻政策的空子。交通规则只规定“不许带人”，没说“不许背人”是不是？那我们就背着。成都人本来就有背孩子的习惯，现在则让孩子站在自行车后座上，再拿根带子绑在自己身上。你说是带人，我说是背。上海的做法显然明智得多：干脆规定在某些时候某些路段可以带学龄前儿童。这就既保证了交通安全，又解决了实际问题，无疑是理智的。

    理性精神使上海人在管理公共事务时井然有序，并能尽可能地做到公平合理。比方说，只要有排队的事，上海人或者就会有上海人主动出来维持秩序，按照先来后到的次序给每个人发号，隔三差五还要点名核实，以保证每个先来而又认真排队的人享有本应享有的优先权，不管是买股票，还是办签证，都如此。这实在是比凭力气往前挤和靠关系走后门合理多

    上海人的这种理性无疑是一种“实用理性”。它是基于实用价值并为实用服务的。这就使上海人能获得更多的实惠。但，如果把所有的事务和关系都泛实用化，则理性也就会变成算计。这也正是上海人颇遭物议之处。上海人给人的感觉，是什么事都讲实用、讲实惠、讲合算不合算，包括接人待物。比方说交朋友。北京人多半看感觉。如果感觉好，对脾气，那么，不管你是什么人，也能成为“哥们”。上海人则多半会要讲实惠，即要看交你这个朋友有没有用。如果有用，则交，甚至不惜鞍前马后。如果没用，则多半会客客气气把你打发

    不过北京人也犯不着因此就特别看不起上海人。就算上海人自私、小气、市侩、算计、不仗义、不可交（其实并不尽然）吧，又碍你什么事 上海人又没有一定要同你交朋友。

    其实，北京人对上海人的这种态度，在我看来，似乎主要是基于一种陈腐的传统观念。依照这种概念，人与人是有差等的。这个差等，就是“士农工商”。北京是土农的城，上海是工商的市，这本身就有高下之别。士当中，地位最高的是官；商当中，地位最低的是贩。北京冠盖如云而上海小贩成堆，北京当然看不起上海。你想吧，哪有官员“待见”职员的道理？而且，如果上海像广州（一个更是市场的“市”）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