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秘密，从来就是文化人类学的最高秘密。

    许多学者都指出，上海人一直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他们在中国，就像犹太人、吉普赛人在西方世界一样扎眼醒目。无论走到哪里，上海人往往都会一眼就被认出。他们身上那种“上海味”，几乎是洗也洗不掉的。而且，正如犹太人、吉普赛人尽管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却仍能保持自己的文化特征一样，上海人在离开了上海以后，也仍是上海人。我们甚至可以断言，如果哪一天，大上海真的“沉没”了，上海人也不会因此而消失。

    因为上海人是“城市部落人”。

    “城市部落”是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中国人的一个“族群”。在古代中国，随着原始社会的解体和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的建立，原先属于各个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的“原始族民”逐渐一体化，成为至尊天子属下的“王朝臣民”。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虽然有城乡两大社区，但在本质上，它们却并没有多大区别。城市和乡村基本上是同质的，市民和农民也基本上是同格的。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上之滨，莫非王臣”。如此，则城市乡村皆为“天子治下”，市民农民都是“王朝草民”。乡下的秀才可以进城做“京官”，城里的老爷也乐意回乡当“乡绅”。中国古代的城市，似乎从来也不曾成为既吸引穷人又吸引富人的磁石。而且，除皇族外，从官宦、文人到小贩，几乎谁也不曾把城市当成自己的永久居留地。他们只要有几个钱，就会想方设法在乡下买几亩地，随时随地准备回到乡下去。当然，如果有足够的资金，他们也会在城里购置些房产，以供享乐和避难。但仍要在城里修园林建别墅，让自己觉得好像还生活在乡下一样。总之，他们总是游离于城乡之间，把城市当作寄居之地，而在内心深处倾向于和眷恋着乡村。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城市，往往不过只是乡村社区的派生物和共同体。显然，这样的城市，并非真正的城市；这样的市民，也非真正的市民。所以，我宁肯称之为“城”和“城里人”。

    上海和上海人却完全两样。

    上海从来就不像中国那些古城一样，是什么乡村社区的派生物和共同体，而是它的对立面（上海人特别看不起“乡下人”，就是上海这种城市性质的心理体现）。作为乡村社区的派生物和共同体，“城”只能是中央政府统治广大农村的中心区域和派出单位。北京城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国内其他一些大城市，如南京、西安、杭州、成都、武汉、郑州，都或者曾经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或者现在仍是区域性的政治中心。中国古代的城市，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中心”。在上个世纪初，中国3000以上人口的1400个城市中，至少有80％是县衙所在；而万人以上的城市，则半数是府治和省治。在那里，巍峨的城墙和高大的城楼，象征着帝国的权威与尊严，也象征着古老中国的封闭与保守。

    上海却从来就不是什么“政治中心”。它也没有什么巍峨的城墙，而只有平坦开阔的滩涂。当然，它的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也迥异于北京等城市。它的经济生活靠市场规律来运作，它的社会生活靠法制原则来治理，政治权威在这里远非是最重要的，而个人的聪明才智（或曰精明）反倒可能更有用武之地。上海人迥异于国内其他城市人的种种处世哲学和价值观念，比如余秋雨、杨东平等学者都曾指出的不关心政治、缺乏政治热情、不大看得起领导、没有集体观念、自由散漫、精明、会盘算、讲实惠、守规矩、重理性、世俗、西化、商业气息重、好诉讼而恶打斗，以及“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等等，无不根源于此。无论我们怎样评价这些处世哲学和价值观念，其与传统中国格格不入，则毋庸置疑。一句话，上海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城市的新型城市，上海人也是颇异于传统中国人的“都市新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