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是“不像男人”之处，可能恰恰是一种进步。正如吴正所说，北荒南乡之地某些“令上海男人瞠目之后外加摇头”的“男子汉派头”和“大老爷们作风”，“正是该类地区在能见的将来还不能那么快地摘去贫困之帽的标帜之一”（《理解上海男人》）。进步是不需要辩解的。“大言不辩”。上海男人如果坚信自己是现代新男性，就用不着那么迫不及待地出来为自己辩白。

    也许，从总体上讲，上海人还不是理想的、完整的、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城市人（部分优秀分子除外）。他们确实较早地获得了某些现代观念，却又同时留着一条传统的辫子和尾巴。于是，当辫子被人揪住、尾巴被人踩住时，就会叫起来。至少，他们在面对传统观念的挑战时多少显得有点底气不足。底气不足的原因，除无法割断历史割断传统外，还因为自己也知道自己“毛病多多”，包括某些确实“不像男人”之处。这些毛病有的是上海扭曲畸形的历史所造就，有的则是上海人自己检点反省不足所使然。更何况，某些传统美德如豪爽、谦让等等也许已“不合时宜”，但毕竟曾经有过自己的合理性。因此，当坚信传统美德合理性的人身体力行地坚持着这些道德规范，并因而觉得自己有资格批判上海人时，他们是理直气壮、中气十足的，而代表着“现代”的“城市部落人”，则会自惭形秽、语无伦次，甚至恼羞成怒。

    实际上，上海人的内心深处充满了矛盾，他们的日常行为也不乏悻论。比方说，上海滩原本是开放的。正是无拘无束的开放，造就了雄极一时的大上海。然而上海人的心灵却很难对外开放。上海人谨言慎行，不多言，不妄交，绝无某些北方人“见面就熟，无话不说”的“豪爽”，奉行“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信条较之传统社会中人为尤甚。这恰是当年“十里洋场”上尔虞我诈、一不小心就会上当受骗的教训所致。结果，“不设防的上海文明终于滋生了处处设防的上海人”（余秋雨《寄情于上海文明的未来》）。正因为处处设防，所以尤爱窥私，因为要防备别人背后做手脚。大家都设防，大家又都窥私，每个人都既要窥人又要防人窥，结果自然是防范心更重，窥私心也更切，人人鬼鬼祟祟，个个皮笑肉不笑。这就难免让外地人尤其是豪爽的北方人看着犯恶心。但在上海人，却又有说不出的苦衷。应该说，上海人是背着沉重的心理负担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唯其如此，他们才会成为最招人物议的一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