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而不是出在北京、上海，是耐人寻味的。事实上，广东不但出思想家，而且广东的思想家，不是革命者也是革新者，没有一个是保守派。这其实也正是广东文化或日岭南文化的特点，即“生猛鲜活”。生猛鲜活是和枯朽陈腐完全相反的。生就是有生命力，猛就是有爆发力，鲜就是有新鲜感，活就是运动性。生则猛，鲜则活。相反，枯则朽，陈则腐。这也正是一个古老帝国的古老文化可能会要遇到的问题。看来，岭南文化能够具有生猛鲜活的风格，或许就因为它“天高皇帝远”！

    广州与内地城市之最大区别，也许还在于其经济生活方式。

    中国传统社会的内地城市，基本上是出于两种目的而建立的，这就是“政治”和“军事”。主要出于政治目的而建立的叫“城”，主要出于军事目的而建立的则叫“镇”。镇。有重压、安定、抑制、镇服和武力据守等义。所以，重要或险要的地方叫镇，在这些地方设立郡邑或派重兵把守也叫镇。镇以军事而兼政治，城以政治而兼军事，故北京是“城”，武汉是“镇”。城讲“文治”，镇重“武备”，它们都不会把商业和商品生产放在首位。

    广州却是另一种类型的城市。尽管广州建城很早，且有“羊城”、“穗城”、“花城”等等别名，但广州的城市性质，却主要不是“城”，也主要不是“镇”，而是“市”。由于“天高皇帝远”，也由于历代王朝对广州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广州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走的是与内地城市完全不同的另一条道路。它不像“城”或“镇”那样着重政治和军事，却颇为重视商业和商业性的农业、手工业。早在汉初，它就已是我国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到唐代，已发展为全国最大的外贸港口；至宋时，则已成为世界著名港口之一。明清两代，广州作为我国重要的通商口岸和外向型农业、手工业基地，商品经济和海洋经济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口增多，市场繁荣，与海外交往频繁。据统计，乾隆十四年至道光十八年这90年间，外轮抵港多达5130艘。鸦片战争时，广州的进出口吨位数达28万吨（同期上海只有9万吨）。海洋经济带来的商业气息，给广州和整个岭南地区注入了不可低估的经济活力，造成了一种新的气象。与之相对应，整个珠江三角洲“弃田筑塘，废稻种桑”，成为商品性农业生产基地；而广州则成为商品性手工业的中心，并以工艺精美而著称于世，有所谓“苏州样，广州匠”之美名。

    在商言商。广州既然是“市”，则广州之民风，也就自然会重财趋利。明清时有民谣云：“呼郎早趁大冈墟，委理蚕缥已满车。记取洋船曾到几，近来丝价竟何如。”可见亦农亦商、亦工亦商已成风尚，市场、价格、交易等等也已成为人们的日常话题。至于经商贸易，当然也是广州人竞趋的职业。

    广州的这种民风，历来颇受攻击。但这些攻击，显然带有文化上的偏见。要言之，他们是站在“城”和“镇一的立场来攻击“市”。“市”确乎是不同于“城”和“镇”的；不论“城”也好，“镇”也好，它们都主要是消费性的城市，其财政开支主要依赖农业税收，部分依赖商业税收，生产者少，消费者多。即以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为例，是年北京70万人中，不事生产的八旗子弟和士绅官员就有28万人，占总人口的40％。这些人不必躬耕于垄亩，叫卖于街市，自然可以高谈阔论于茶座，浅吟低唱于青楼，大讲“义利之辨”或“逍遥之道” 然而“市”却是生产性的。什么叫一市一？“市，买卖之所也。”既然是买卖，就必须不断地买进卖出，才叫“生意”。不做生意，钱放在家里，自己不会生儿子，老板也不会有饭吃。因此，一个“市”，只要它一天不从事商业生产和商业活动，便立即会丧失生命，失去存在的意义。生意生意，有“生”才有“意”。这就必须“生产”。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