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但是，当他们千里迢迢跑到深圳来时，可就谁都管不了啦，因为他们把父母、老师、单位甚至老婆都留在了内地。一句话，他们“自由”

    许多人之所以要到深圳来，要的就是这份自由。

    这份自由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是基本上没有的。在那种体制下，产品也好，人才也好，都是统购统销、统分统包。一个人，什么时候该上学，什么时候该工作，什么时候男婚女嫁，什么时候生儿育女，什么时候退休养老，都是计划好了的，而且是由上级、由他人计划的，自己用不着操什么心，也没有资格操心，只能按部就班地例行公事。当然，职业的选择，工作的变动，也完全身不由己。想干的工作干不了，不想干的却不得不去干，正所谓“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人变成了齿轮和螺丝钉，被随意和被动地拧在某个部件上。

    这种体制也并非没有好处。对于个人而言，它的好处是省心，坏处则是不自由，而一个人只有在自由的状态下，才有可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和才能，最大限度地为社会创造财富，同时实现自我价值。所以，人才是必须流动的。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却没有“流动”这个概念，而只有“调动”。调动和流动是不同的。调动是上级调，叫“奉调”；流动是自己流，叫“自流”。自流还算是客气的说法，不客气的说法叫“盲流”。自流已有“放任”之意，盲流就更是一个贬义词。它差不多也是“无业游民”、“闲杂人等”、“来历不明”甚至“不法分子”的同义语。尽管不少“盲流”其实是人才，他们的流动也并不盲目；也尽管那些最早跑出来闯天下的，多半富有生命活力和创造精神，而且吃苦耐劳，聪明能干。

    深圳的改革为“盲流”平了反。事实上，深圳遍地是“盲流”。在深圳的400多万人口中，没有几个是“奉调”而来的。即便是那些正式办了调动手续的人，也是他们自己要来的。更多的人，则可能连调动手续都没有办，便自说自话地砸了铁饭碗到深圳打工。其中不少人要奋斗多年，才能拥有一张深圳户口，而且还可能是蓝印的。有的人，则可能今生今世与“绿卡”无缘。但深圳却一视同仁地接纳了他们。没有歧视，也没有刁难，只问你能干不能干，有没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

    于是那些有能耐也经得起折腾的人便觉得在这个城市真是如鱼得水，而那些无此能力的人则只好回去继续吃他们的大锅饭。因此，深圳的人口流动性比哪一座城市都大。流动给城市带来的好处是增加了活力，给个人带来的好处则是获得了自由。人们不再被捆绑在一个单位、一种职业上。因为单位对人才的选择和人才对单位的选择是双向的，也是对等的。单位可以选择员工，员工也可以选择单位；单位可以炒员工，员工也可以炒单位。只要合同解除，也就两清，谁也不欠谁的。当然，这也要有一个过程。不管是谁，初到深圳，首先要解决的，还是生存问题。你得先有个地方住，有口饭吃。一旦站住了脚，就可以跳槽了，直到觉得满意或不想再跳为止，用不着在一棵树上吊死。

    择业的自由也就是生存的自由，而生存的自由则无疑会带来身心的自由。尽管事实上深圳并非某些人理想中的“自由天堂”，但几乎每个闯深圳的人都在心理上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会有那么多人涌进深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