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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左右开弓
    武则天赢了,但赢得并不光彩。因为她在这一场较量中,使用了最可耻的手段——告密,建立了最卑劣的机制——告密制度。

    告密肯定是人类社会中最卑鄙下流的行为之一。无论武则天是出于何种动机奖励告密,无论这些动机如何地被说成是迫不得已或冠冕堂皇,也无论武则天登基后做了多少好事,有过多少贡献,为她奖励告密而作的任何辩解都是最无耻的谰言。我们可以不苛求武则天这个人,但不能不谴责告密。

    告密和举报是不同的。举报出于公愤,告密出于私欲;举报出于正义,告密出于邪恶。告密的动机无非两种:或是陷害他人,以泄私愤;或是邀功请赏,讨好卖乖。反正不是为了损人,就是为了利己。而且,告密往往意味着出卖。因为只有告发最隐秘之事才是告密,而若非关系极为亲密者,这些事情又何以知晓?可见告密不仅是报告秘密,也是告发亲密,或者说是出卖。历史上那些告密者,不是卖主求荣,便是卖友求荣,不是出卖亲人,就是出卖同志。所以,告密之风一开,社会风气就会迅速污染,人类那些美好的情感,如亲情、爱情、友情,便都荡然无存了。

    武则天当然不会不懂这个道理。她的告密制度,便是以举报之名出笼的。她最初的做法,是在庙堂的四周各放一个类似于信箱的东西——铜匦,分别收集劝农务本、朝政得失、申冤告状和天象军机四个方面的常人表奏,颇有些广开言路、下情上达的意思。她自己也声称:“铜匦之设,在求民意畅达于朝廷,正义得张于天下。”可惜,在专制政治体制下,这些说法即便不是掩人耳目,也会变成一纸空文。真正的民意并不可能反映上来,反映上来也不会被采纳,邪恶反倒可能假正义之名横行于天下。原因就在于体制是“君主”而不是“民主”。民作主,民意当然就是天意;君作主,则天意也无非君意。这样,即便有种种广开言路的措施,也完全不顶用的。因为说不说固然由民,听不听却完全由君。君主既然是言论是非的最高仲裁者,则君主一人之好恶,也就成了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样一来,大家当然都拣君主爱听的话说,投其所好,以谋私利,以防不虞。如此,则所谓“民意畅达,正义伸张”云云,也就成了自欺欺人的鬼话。

    君主们爱听什么话呢?无非吹牛拍马和挑拨离间。因为专制君主都有两个通病,一是自以为是,二是疑神疑鬼。所以,专制君主的身边,总少不了两种人,一是马屁精,二是告密者。马屁精保证他感觉良好,告密者保证他不遭暗算。即便所告之密,不过臣下们的相互攻击,也很不错。臣子们越是互不相让,互不相亲,皇上的君位就越安全。臣子们如果团结一致,那他这个君可就真是孤家寡人了。所以,历朝历代的君王,几乎没有一个不爱听人吹捧,也没有一个不爱听人告密的。不过,歌功颂德的话不妨公开来讲,投入那铜匦之中的,便十有八九是告密。

    武则天不一定欣赏告密,却需要告密。她必须查清哪些是暗藏的反对派,也希望朝廷的大臣们狗咬狗。对于这一类的权术,她是很在行的。因此她故意把举报和告密混淆起来,而且故意对举报不实者不予追究。这就不但是奖励告密,而且是鼓励诬告了。道理很简单:告别人一下,运气好一点,没准能扳倒仇人,或捞他一把。运气不好呢,也没什么损失,岂非不告白不告?

    其实在这最黑暗的年代,几乎没有什么人会“白告”。因为武则天不仅建立了告密制度,而且豢养了酷吏集团。这些人比武则天还要喜欢告密者。他们自己就是靠告密起家的,是“告密专业户”,对告密自然有一种“职业兴趣”,和其他告密者也原为一丘之貉,很欢迎他们加入自己的队伍,结为狐朋狗党,或雇为打手耳目。再说,如果没人告密,他们就没有事情做,岂不是要砸饭碗?这些王八蛋原本就恨不得没事找事,无风也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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