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出生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爆发，世界在此之前三十八年（即公元1640年）已进入近代史阶段。雍正去世一百年后，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也被除迫进入了近现代。看来，不管雍正当年做了多大的努力，他的帝国也会风雨飘摇，他的王朝都时日不多。

    问题在于，雍正为什么非得要有这么个思想改造的典型不可？

    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雍正占有了话语权，却露了自己的馅。至少是，让人看出了他的心虚。常言到：身正不怕影子斜。如果自信行得正，站得直，光明磊落，坦荡无私，何必去管别人的说三道四？如此喋喋不休地为自己辩解，反倒让人觉得里面有什么猫腻。因此，像他这样的人，只能厚着脸皮咬紧牙关，对所有的非议和闲话一律置之不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式，就谁也奈何不得。历史上有那么多霸道皇帝，恬不知耻，一意孤行，就是吃准了这一点。

    因此，如果雍正在征服帝国的同时还想征服人心，在君临天下的同时还想君临众志，那他是成不了赢家的。他只能感到委屈和窝囊。

    制造了这一奇案的《大义觉迷录》大体上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

    这无关乎他个人的品质。雍正无疑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人，也是一个杰出的人物。他感情丰富，意志坚强，性格刚毅，目光锐利，而且奋发有为。他并没有因为当了皇帝便泯灭了自己的个性。相反，他还给自己的帝国和时代打上了这种个性的烙印。同历史上那些平庸的君主相比，他无疑更具个人魅力，但同时也更易引起争议，遭受打击。因为他的这些性格，与文化传统对所谓“守成之君”的要求相去甚远困知道，我们这个以“群体意识”为思想内核的文化在本质上是不喜欢个性的。它只在有限的范围内小心翼翼地允许极少数人保持自己的个性，比如开国领袖、末世的忠臣、江湖上的好汉和山林中的隐士等等。即便对这些人，我们的文化也宁愿持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甚至只有在他们失败后才表示同情(如项羽、海瑞)。如果成功，则难免留下骂名(如曹操、武则天)。不挨骂的成功者只有一种，即朝代历时较长的开国君王(如历时较短，也要挨骂，如秦始皇)。人们热情赞美他们的雄才大略，是“千古一帝”，但又希望瓣后代不要有那么鲜明的个性。这些所谓“守成之君”最好四平八稳，中庸因循。处理政务的原则，不是“圣贤遗训”，便是“祖宗成法”，自己不需要创造性，更不要搞什么改革，这样就天下无事，天下太平。

    实际上，雍正打的是一场不可能有赢家的战争。曾静是赢不了。但改造了曾静，雍正就赢了吗？未必。只要看看他儿子乾隆的反应就知道。雍正去世才一个多月(也是尸骨未寒)，乾隆就下令将曾静、张熙二人拿解到京，凌迟处死，并将《大义觉迷录>》全部收回，严禁流传。道理很简单：皇帝的反贼辩论，掉价么! 何况，为了证明自己并未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等，雍正几乎把家底都翻出来了，大清王朝的宫廷几乎无密可保，实在得不偿失。

    其实逻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话的权力。有权不准别人说话，或只准按自己的意思来说，再没理也能说得振振有辞。

    然而雍正却把他当作宝贝。这也是不得已的事情：就这么一个宝贝嘛!阿其那、塞思黑、年羹尧、隆科多他们倒有价值，但他们肯悔改吗？再说，他们也没有公开攻击过雍正，更不会速写大清政权。他们只想夺权或揽权，不会说这政权不合法。没法子，只好把曾静这狗肉包子抬上席去。好在苍蝇也是肉，有一个总比没有强。

    这同样也有不得不如此的苦衷。至雍正即位，清人入关已有四分之三个世纪。但汉人对满人的政权，仍不能完全认同。不少人仍坚持认为，满人是夷狄，而夷狄是禽兽。“孔雀翎，马蹄袖，衣冠中禽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