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一生所做的得不偿失的事情还很多。甚至从根本上讲，他做的一切都注定是得不偿失或没有意义的。比方说，他背着聚敛、操切、忌刻的骂名，清查亏空，追回赃银，填充国库，却并不知道这些银子该派上什么正经用场。国家收入最正经的用场，原本应该是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有科学技术进步了，生产力发展了，才能真正做到国力增强，人民富足，社会安定。可惜，这个道理，雍正是不可能懂得的，他的儿子、孙子也不懂。结果，雍正费尽心力聚敛的财富，只不过为他子孙的挥霍和新贪官的贪墨奠定了基础，岂不悲哉？

    雍正的逻辑是：你曾静既然生在本朝，就应该知道本朝是顺天命得民心的。这显然是强词夺理。如果生在某朝就能证明某朝合理，那么，纳粹时代的德国人便都可以证明希特勒"顺天命得民心"了。曾静的逻辑也很可笑。他的逻辑是：凡是新兴的王朝和在位的君主，都是顺天命、得民心的。既然如此，清王朝和雍正帝也不例外。那么，新兴的王朝和在位的君主为什么"都是"顺天命、得人心的呢？因为不顺天命就无从兴起，不得人心就不能在位呀!这就既是因果倒置，也是循环论证。它使我们想起恩格斯嘲笑过的德国庸人逻辑：凡是合理的都会存在。我存在，所以我合理。它也使我们想起民国时一位军阀的逻辑：自古英雄都好色。我好色，所以我是英雄。

    上述四个部分中，最有趣的是法庭辩论。比如"奉旨问讯曾静口供十三条"的第一条就很有趣。针对曾静对大清政权和雍正皇帝的指控，特别法庭的审判官们代表被告(雍正和大清帝国)提问说，奉旨问你：你在写给岳钟琪的信中有谁该得政权、谁该当皇帝之类的话。我朝(指清朝)积德累功，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创业，太宗文皇帝(皇太极)继统，太祖高皇帝(顺治帝福临)建国。这正是顺天命、从民心、成大功、建大业、参天地、法尤世的至道。你生在本朝，难道不知列祖列宗为天命民心所归，却说什么"道义所在，天未尝有违"。这是什么意思？原告曾静答辩说："弥天重犯(曾静自称)这些话是泛说。自古帝王之兴与帝王这在位，皆是顺天命得民心的。天命顺、民心得，从而兴起在位，即是道义之当然。弥天重犯生长楚边山谷，本乡本邑以及附近左右，并没有达人名士在朝，而所居去城市又最远，所以盛朝功绩传闻不到。"

    三、刑部大臣杭亦禄询问曾静的供词，内阁九卿对此案的审理意见，雍正对此的批复决定。在这一部分，曾静是被告，雍正又变成了法官。他的上谕和内阁的奏本，则无妨看作合议庭与最高法院大法官对量刑判决问题的讨论。

    不，他感到很窝囊，很委屈，还有点犯虚。

    这就不能不让雍正感到委屈。为了他的帝国，雍正真的是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十三年干了别人三十年都干不完的事，然而他的帝国的臣民却不领情，还要在背后指指戳戳，说三道四，甚至诬赖他酗酒、淫色。想想看，他一天要做那么多事情，仅朱批就要写七八千字，有时间酗酒、淫色吗？因此，雍正很想有机会向天下臣民诉说诉说。他刊行顺天命更是一个说不清的事情。因此，双方都得另辟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