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真相不吐不快。其实初安民生让我很失望，说话不算话。

    我们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面的时候，约在福华饭店二楼咖啡厅。

    那时我心中有个简单的怀疑：这届台北文学奖的得奖文早已集结成册，花了不少钱，如果被我检举成功，这些得奖册肯定要回收销毁，是不是因为不想承受这样的金钱损失，印刻出版社才会做出没抄袭、照样给奖的判决?

    为了想知道这本得奖册印出的时间，好让我比对印刻出版社对外公布得奖名单的时间、与我这位原作者提出质疑的时间，我认真、但很和气地问初安民：“初先生，可以问一下这本得奖文是什么时候出版的呢？”

    结果初安民大发雷霆，大骂：“你凭什么问我这本书什么时候出版的？你凭什么可以这样问？这本书什么时候出版的我会知道吗？你这样一点也没有礼貌！”

    我很不爽：“问一下这本书什么时候出版的，为什么就叫没有礼貌？”

    初安民立刻拿起放在桌上的、我的小说《恐惧炸弹》，继续他的大叫：“好啊，那你告诉我啊！你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出版的？你可以立刻告诉我吗！”

    我觉得初安民那种歇斯底里的模样很奇怪，也毫无道理，但我也怒了，我故意用很平静的语气说：“这本书叫《语言》的时候，是在2002年出版的，《恐惧炸弹》是改版，没记错的话是在2005年，详细是在哪一个月份跟日期，翻开后面版权页看一下就知道了。换你说了，我觉得印刻这本书绝对是在这两个月、甚至一个月以内印的，应该不算为难你的记忆。”

    结果初安民涨红着脸，气急败坏地说了好几个时间。一下子他保证得奖文成册绝对是在对外公布得奖名单后才做的，一下子又倒过来，一下子又说两者之间的前后关系他忘了，不过他保证时间顺序根本一点也不重要。前前后后说得乱七八糟，他马的真相明明就只有一个！有什么不好说的？讲到最后还要我注意我的礼貌—礼貌我很多，从头到尾讲话用吼的人到底是谁啊？

    最后为了得到我应该得到的正义，我错信了初安民保证会给我的第二次评审会议，还压抑性格不在网络上写出这件事。

    我得承认我很讨厌这个人。但我不会因为讨厌这个人就瞎掰不存在的事情构陷他。这件事，加上其它发生的事，让我彻底清醒，我绝对不想被这种文学精英给整合到他们所谓的文学领域去。很恶心。

    我就是我自己。

    我可以一骑当千，冲杀出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