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与人为善的二狗，之所以罕见地对高中同学说出了“滚”字，是因为，在他的言语中，二狗没有听出一点点对美国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的愤慨，从他的眼神中，二狗也没有读到一丝对客死他乡的三名同胞的同情，更没有从他手舞足蹈的谈吐中，看出哪怕一分一厘对此事的悲哀。

    就这样的一个人，他凭什么举着国旗去游行？或许，他只是想去凑热闹吧。

    6年以后的2005年，在上海人民广场临近延安东路的天桥上，加了一宿夜班准备回家的二狗，又亲眼所见一群嬉皮笑脸地举着“抵制日货”的大横幅游街的学生。看到他们洋溢着兴奋与激动的脸庞上那空洞的眼睛，听着他们喊着仿佛中国已经征服了全世界一样欢快的“抵制日货”的口号声，二狗实在无法跟着兴奋起来，反而心中感到一阵又一阵的凄凉。

    当时二狗还拉住一个笑得最欢、喊得最响的男孩子问：“同学，这次是因为什么游行啊？是因为有人又去参拜靖国神社了还是……”该同学支吾半天，竟无法回答二狗的问题。二狗的心沉到了谷底。二狗相信游行的人群中有许多爱国且有思想的同学，并且钦佩他们。但从心底，二狗鄙视那些在游行队伍中打着爱国的旗号以参加这盛大的集会为目的的人。或许，他们只是想“赶集”而已。

    赵红兵去游行却被嘲笑，那是因为他是流氓，他是黑道大佬，他是几进几出监狱的人。但二狗相信，经历过战火并为此付出了三根手指的赵红兵，爱国程度未必比那些在街上游行的人低。

    人一旦被定义为流氓，连爱国都变成了笑料。

    由于重伤办公室李主任，赵红兵蹲了半个月的小号。这位李主任在床上躺了三个多月后又去上班了，不过气焰相比以前差了很多。

    从小号出来后，赵红兵像是变了个人，成天沉默不语，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其实凭着他爸爸的关系，他完全可以再去银行上班，但他没有，姐姐们怎么劝，他都不去。他在床上足足躺了一个多月，偶尔出门转转。一向严肃的赵爷爷，这次也没有过多地批评赵红兵，因为赵爷爷虽然严肃得很，却个讲道理的人。他明白，除了踢那一脚外，儿子做得都没错，说得都有道理；而踢出那一脚，更多的是因为被那句“你这个残废”戳到了痛处，一时冲动才做出傻事。

    其实，赵红兵在想失去工作以后究竟要做些什么，他想了很多。比如想过和小纪一起去经营废品回收站，也想过承包一辆大巴跑运输，还想过自己经营一个小杂货店。总之，只要当时能够想到的职业，赵红兵基本上全考虑了，唯独没有考虑混黑社会。

    二狗的爸爸和妈妈无论是从情感上还是从道义上，都站在赵红兵这一边，他们在愤怒的同时也替赵红兵出谋划策。当时，二狗爸爸建议赵红兵在火车站前承包一家旅馆，二狗爸爸和这家国营旅馆的负责人以及上面的领导都很熟，希望赵红兵能在1987年年初把这家旅馆承包下来。经过不怎么艰难的谈判，基本敲定了这件事。在确定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后，赵红兵明显开朗了很多。

    在两三个月后，春暖花开的一天，赵红兵骑着自行车，前面带着二狗，后面带着侄子晓波去买自行车的辐条，准备帮姐夫修自行车。正骑着，忽然后面有人大喊：“红兵！红兵！”

    赵红兵回头一看，惊喜地喊：“张岳！”

    张岳下了自行车：“红兵，什么时候复员的？怎么不去我家找我。”

    “唉，别提了。你呢？毕业了？”赵红兵说。

    “是啊，分配回来了，在粮食局上班。”张岳说。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大学不是要四年吗？我还以为你现在没毕业呢，所以没去找你。”赵红兵说。

    “我只上了专科线，3年就毕业了。”张岳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