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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的外婆(二)
    3、扛电影胶片机的老爸

    我父母是北京广播学院的同学,一九五九级的。那时候北广刚建校,他们算是新中国广播电视界的“黄埔一期”。一九六三年毕业后,他们分居两地,父亲被分配到西安,母亲被分配到重庆。

    父亲被分到西安后参与了创建西安电视台,也就是现在的陕西电视台的前身,据说当时参与建台的总共只有七个人。母亲被分到了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小时候,我就住在电台的宿舍区里,到了周末就去重庆日报社家属区看外公外婆。

    外婆年轻时很漂亮,我妈也继承了她的长相,听说当年我妈还是北广的校花。一开始我以为只是别人随口的奉承话,后来碰到很多我父母的同学,那帮老头老太太都这么说,我就相信了。当年在北广,我爸妈恋爱的消息传出后,其他同学都感到很意外。据说当初追我妈的人挺多,其中有条件相当不错的,但她最终和家庭出身不好但学习成绩不错的我爸走到了一起。在当时,他们是典型的两个不同阶级的年轻人的结合,留给了周围人太多的不解。现在想起来,我觉得在那个年代,他们对爱情有着比较纯粹的追求,我妈又属于当时的“文艺青年”,胸怀“进步思想”,所以和我爸走到了一起。听说,他们那个班里最后结婚了的有好几对儿。

    当初他们走到一起是有很大阻力的,来自两个家庭的阻力,按当时的话说叫“来自两个阶级”。

    我爷爷是小资本家,在那个年代,家庭成分不好,但是我父亲成绩不错,做人也低调,加上那时“文革”还没开始,所以考上了大学。父亲家的亲戚们对过去还是挺在乎的,我到爷爷奶奶那里去的时候,叔叔姑妈们偶尔讲起过去,多多少少流露出了对没落大家族的怀念—以前还不敢多怀念,改革开放之后就越发怀念了。虽然爷爷家也不是多大的豪门旺族,但是在叔叔姑妈们的感情世界里,却饱含了对昔日辉煌的留恋,并很愿意把它放大—因为改革开放之后他们没有一个混得特别好的,基本上都在工厂里。

    而我外公外婆是穷苦出身,他们打心眼里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所以,家里谁要是敢在他们面前议论时政、说一点儿“非主旋律”的话,外婆立马就翻脸。我年少轻狂时不知道因为这个被外婆骂过多少次。

    于是,一边是旧社会的小资产阶级,一边是旧社会的底层劳苦大众,当我父母要结婚的消息传到两个家庭时,可想而知会遭到怎样的反对。反对得比较激烈的是我外婆,这也为我父母的婚姻埋下了隐患。

    我父母一个被分到了西安,一个被分到了重庆。那个年代有很多夫妻都有过类似这样的大学毕业后分居两地的经历。那时想调动工作,尤其是跨省调动,非常困难。他们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先是在西安团聚,最后才一起调回到南京,因为我爷爷奶奶都在南京—虽然折腾了两次,但最后能到一起,很不容易了。

    到南京之前,我并没有跟我爸在一起生活过。他一直在西安,也就是每年到重庆来探亲一次。在童年的很长时间里,我对父亲的印象都很模糊,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是他像播音员一样好听的普通话和他用的照相机—都是禄来、哈苏之类现在仍然价格昂贵的德国高级相机。

    我爸是摄影记者,我们家有很多照片,都是当年他当新闻记者时拍的,那是我们家非常宝贵的一笔财富。那时候还没有摄像机,都是电影胶片机,新闻记者都用这种机子,现在电视台里拍胶片机出身的摄像几乎没有了。

    当年我父亲扛着电影胶片机几乎跑遍了陕西所有的县,也拍摄过很多中央领导到陕西视察的新闻。我印象最深的是周恩来总理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到陕西参观访问,我父亲在旁边拍摄,他的同事把他也拍进了照片里。小时候在家里,每次我看到这些珍贵的文献式的照片都觉得父亲很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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