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去会老朋友。不仅是我爷爷，他的朋友也都在那个时间去，几十年如一日。

    除非生病，爷爷每天都要去洗澡。他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不赌钱，除了洗澡没什么其他花费。按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三毛五地洗，在那时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我琢磨着，估计对于他那样的老主顾，也是有月票之类的优惠。

    那会儿在澡堂泡澡，总会碰到有人唱戏。在那个空间低矮、灯光昏暗、蒸汽弥漫像水牢一样的地方，每天都有几个老先生唱着他们拿手的京剧段子，雾气深处传来的唱段深深刻在了我的记忆中。我喜欢京剧很大程度上是受爷爷和外公的影响。我外公也是戏迷。

    那种老澡堂，越往里边走越闷，肺活量不大的小孩儿都靠外边洗，那些老先生却在最里边唱，而且声如洪钟。虽然我在那里洗了几年澡，却从来没见过是谁在唱。我只知道，被浓浓雾气包裹着的老先生每唱完一段，都会有人大声叫好：“好！再来一个！”老先生们在喝彩声的激励下，会像演员一样返场又来一个。就这样，一段接一段地唱下去。

    我在健康池洗澡的日子大约持续了五六年，之后澡堂涨价了，三毛五变五毛，很快涨到了五块，再后来就记不清了。最后，健康池也拆了，那些雾气深处的业余京剧演员们想必也早已过世。

    健康池是南京老澡堂的一个缩影，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很多老人一辈子的朋友、一辈子的回忆都定格在那里。我想，爷爷要是还在的话，看到那个池子被拆掉，他一定会老泪纵横。

    重庆和南京的差别。

    十二岁到南京之后，我像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虽然终于如愿和父母住在一起了（爷爷奶奶那边也就是逢年过节才去），但我的生活却出现了太多变化。

    小时候我一直住在灰不溜丢、碉堡一样的筒子楼里，终年不见阳光。外婆家的房子外头是厨房，里头就一个房间，也就三十平方米左右，全家人都挤在一起。一九八二年到了南京，电视台分给我父母一套七十二平方米的三居室。我第一眼看到新家的时候，心底竟然涌起这样一个成语—一望无际！我从没见过世界上有那么大的房子，也第一次使用了只在电影里见过的抽水马桶！我在新房子里转了很久，还是觉得实在太大了，大得我很不适应！这套三室一厅的房子让我们一家人激动了很久。

    白下路235号—这套房子我一直住到一九九六年我结婚之前。

    让我不适应的另外一件事就是要从重庆话过渡到南京话。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小孩儿，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里，过去的亲戚朋友一下子都不在身边了，感觉简直跟移民差不多。好在我还小，学习和适应语言还算快，半年就学会了南京话。但多年来我一直不适应的是，南京的人际关系或者说文化氛围，和重庆相比反差实在太大了。

    在重庆，电台和报社的家属区或者单位宿舍，都和单位在一块儿，生活很热闹。大家都在一个大院里，上班在一起，下班也在一起，谁家烧个好菜都会给邻居端一碗过去。我过了十几年这种大杂院式的群居生活。到了南京之后，我突然发现这里几乎是没有什么邻里关系的，下班之后同事之间也很少往来，这让我幼小的心灵开始有了孤独感。

    重庆日报社有自己的印刷厂，报社的编辑记者是知识分子，印刷工是大老粗，但他们都住在一个大院里。久而久之，重庆日报社的知识分子身上，有了很多草根习气，而那些工人也喜欢谈论时政。两个阶层的人共居一个大院，相互影响着，酝酿出了独特的生活景象和氛围。而在南京，知识分子和工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圈子，泾渭分明。我习惯的那种生活氛围消失了，我莫名惆怅了很久。

    当时我绝对不会想到的是，十多年后这两个圈子在我身上居然又融合到了一起。那是我当印刷工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