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理生化指标和口感指标。前两大类指标要通过仪器来测试，只有口感指标依赖人的主观判断，但做口感判断的必须是有资质的品酒师。而扬州搞的那个口感评比，却是他们自己张罗来的群众评出来的。三得利公司能不告吗？扬州中院判决一出来，三得利公司立刻上诉至江苏省高院。

    在做了充分调查，掌握了一大堆证据后，我做了一条时长为四十分钟的新闻调查。领导看完后犯难了，按照宣传纪律，已经判决的案件，没有改判之前，媒体不能再作报道。为此我又找了时任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刘克希，他看完片子后，除了支持我的观点，还从法律角度保证了片子没有问题，并愿意以自己的职务身份接受我的采访。两天后，为了争取片子能播出，我请刘主任专门找到当时我们的分管副台长，确认我的报道在法律上没有问题。台长客客气气地接待完刘副主任之后，回头丢给我一句话：“高院判决没有出来之前，片子不能播。”当时我年轻气盛，脑袋一热，向台长保证：“我拿饭碗为这条片子担保，如果高院没有改判，我走人！”台长安抚我说：“你把片子先存着，等高院判决出来，如果跟你判断的一样就播，跟你说的不一样，你也不必走人。”还有就是“你还年轻啊”之类语重心长的话。

    当时我很沮丧，但又没有办法，这条新闻调查一压就是整整一年。一九九七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时间很晚了，我突然接到三得利公司董事长徐寿可的电话，他激动地跟我说：“今天下午江苏省高院驳回了扬州中院的一审判决，我们胜诉了！”第二天一早我找到台长，报告了这个结果。台长笑了：“你小子行啊，那条片子今晚播吧。”为确保无误，我又把片子调出来认真地看了一遍，四十分钟的片子，我认为没有一个镜头和解说词需要改。最后我只在片子前头加了一屏字幕：这是一条迟到了一年的报道。

    随后我把片子要播出的消息通知了三得利公司，据说连云港市市政府当天还组织了收看，影响很大。

    我和三得利公司素昧平生，那个拍了半个月、等了一年的报道结束之后也再无往来了，当时我顶着压力做这篇报道就是凭着一股社会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