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就少得多的大学最后时光，我又将有一段独自在外。但谁能想到恰恰在这个时候，我拥有了一个新的机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通知系里，是否还有毕业生可以来面试一下，他们希望能拥有更多的选择机会，系里通知了我，去试试吧！

    我自然不抱任何希望，首先我身边有同学在那儿实习，二来我本来就是因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竞争激烈才选择去国际台，这一次又怎能因祸得福呢？

    在去广东的头一天下午，我去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面试我的是人事处的老师们，他们的态度很好，问了我很多问题，我已记不清我是怎样回答的，但由于心中所抱希望不大，因此态度十分自然平和，实话实说。一个下午过去了，告别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回到学校，我被告知，由于要等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面试结果，我必须退掉去广东的火车票，推迟几天南下的行程。为此我心里一直在打鼓：“会不会鸡飞蛋打两头落空？”

    几天过后，消息传来，我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认可，一个下午的谈话竟真的决定了我的未来。听到这个消息，我马上跑到邮局，给家里打了个电报，将喜讯告诉远方的家人。

    这是一个颇有戏剧性的结局，本来奔的是国际台这个目标，日夜兼程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本不敢想，却在一个下午无心插柳柳成荫。我必须感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事处那天下午和我谈话的所有老师，他们的感觉和最终决定在危机时刻解救了我，并给了我一个新的舞台。

    很多年后，每当我回忆毕业前这一幕，心头都会涌上一种难言的感伤。我不得不感叹造物主的翻手为云和覆手为雨，只是当时的我还无法预知，这一幸运的结果又为我在几个月后种下了磨难的果子。但机遇的获得，于我毕竟是幸事。

    好的心情持续的天数不多，安安静静的课程进行了没几天，一场大的风波在北京渐渐兴起，大学生和天安门广场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

    对于我们这些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说，一夜之间，话题变了。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前途比较起来，哪个轻哪个重自然算得清。再没有安静的校园，再没有因小我而产生的叹息，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大学生涯的最后一个学期，自己的前途和国家的前途竟然纠缠得如此紧密。看样我们注定要度过一个终身难忘的最后学期。

    从四月末到六月初，我们的生活和京城的其它大学生不会有什么不同，谈论的问题关注的未来都和国家有关，而毕业分配虽然也在很多人的努力下陆续解决，但它在每个人的心中所占的份量已经没有过去那么重了。

    一切都不可能安静了，更何况这个时候选择安静又有什么意义？

    但最后我们还是必须安静下来，我们的同学大多数坐上火车离开了北京，我们全班72名同学最后在校园里只剩下男男女女8个人，我们戏称最后8个人，我是其中之一。

    校园安静极了，我们当然只能在校园内活动。记忆中我们不是一起聚在这个宿舍就是聚在另一个宿舍，大家开诚布公地讲好了自己还有多少钱、多少饭票，都以为会打一个持久战。死一般的沉默没有使我们绝望，只记得说话都是小声的，但还隐隐地盼着什么。

    日子开始奔六月底走，陆续开始有同学回来，但回来的都是毕业生，因此注定不会使安静的校园填补得热闹起来。最初的恐慌过后，也可以进城了，说话的声音也开始大了起来。一个多月没有思考过的毕业问题又开始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而这个时候我们四年相守的大学生涯只剩下十多天的时间。

    在一种特殊的气氛下，这该是怎样的一种难舍难分！

    开始学着强打起精神，要散了，总该热闹一下，然而为告别而举行的狂欢似乎难以启齿，于是我们打上班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