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份，剧本改编完成，自己觉得，抓紧拍出来，年底能和一争天下。

    写到这里时，已经举行了首映式，报上出现一些唱反调的评论，碰到记者也都想勾着你说三道四。我对记者说：媒体是什么心态我猜不出来，但当导演的千万不要因为嫉妒，恨不得栽跟头，你嫉妒人家也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中国人的毛病，世界杯上中国队球踢得特臭，韩国队踢得特棒，于是中国球迷把对自己的失望变成了对韩国的嫉妒，天天在报纸上给韩国泼脏水，我也是每场都压韩国输，结果场场都是韩国赢。再说，一部电影不能解决那么多的问题，能把一个任务完成好了就很不容易了。张艺谋也说了，这是一部商业片，目的只有一个，好看，卖钱。我看这个目标他是实现了，而且干得很漂亮。我净说些招文化人不爱听的话，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同情张艺谋是因为我也受过同样的害。现在终于有伴了。

    的剧本送去审查，得到的答复是，希望我换一个题材。究其原因，是上面认为：以贼作为影片的主角似有不妥。这是我万没有想到的，我一直认为，就影片的主题来说，浪子回头，呼唤人间美好情感这一主题，是非常正面的。我一再解释，写一个贼，良心发现，改邪归正，这种把鬼变成人的故事，有对比，力量大。我还举例子说：就像写一个妓女从良，比从头到尾都写一个良家妇女的故事要感人的多。但我的解释是徒劳的，大家还是很担心，生怕出来的效果给改革开放的新社会抹黑。由此我发现，劝贼向善容易，劝审查宽松，难。

    当然公平地说，这几年电影局对我的影片一向很重视，也一路开绿灯放行，对我的作品审得紧点，也是因为我的电影受众甚广，有时他们认为不是问题的问题，上映后，就有人写信告电影局的状，弄得领导还得替我作检讨，比“窦娥还冤。”

    放下，我的目光再次伸向一直放在案头的剧本，它是根据刘震云的同名小说改编，并由刘震云本人亲自担任编剧创作的一个剧本。

    它既是一幅波澜壮阔一泻千里的流亡图，又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心灵史。剧本涉及三千万饥寒交迫的河南灾民，和他们之中在西出潼关的流亡途中冻饿而死的三百万冤魂，同时它的视野又非常的宽广，上至操纵世界格局变化的风云人物；下至饿得奄奄一息，倒在路边等着被野狗吃掉的一个又一个灾民。既有蒋介石作为一个统治者，面对国难家仇、山河破碎的复杂心情；又有西方传教士在利用饥荒传教时，由于内心的恐惧和目睹的惨况而发生的人格分裂。而当这么多错综复杂的关系搅拌到一起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主角既不是命不如纸的灾民，也不是他们的统治者蒋介石。主角只有一个，那就是民族。刘震云在打捞三百万看似和我们没有关系的冤魂的同时，又吹落历史的尘埃，把一个我们不愿意面对的结论交给了我们。谁也跑不了，我们都是灾民的后代。拍摄这样一部影片是我由来已久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们于8年前就已经起意要做这件事情。记得那是1994年，我和刘震云一同参加北京青联的会议期间，我对他说：如果你信任我，我想把你的拍成一部电影。他对我说：现在时机还不成熟，我们对事物的认识仍然还只停留在它的表面，而提高我们的认识是需要时间的，这个过程是不能被省略的。

    2000年的春节，我接到刘震云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向我和徐帆拜年，同时把一件新世纪的礼物交给了他的朋友。刘震云在打捞三百万看似和我们没有关系的冤魂的同时，又吹落历史的尘埃，把一个结论交给了我们。

    他对我说：关于的事情，我们可以开始上路了。

    节后的一天晚上，刘震云从他的故乡回来，我们喝光家中冰箱里的所有啤酒，仍然意犹未尽。

    我问他：为什么决定把这个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