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黑绿的，冒着清甜的香气，用乎一握苞米杆儿，凉津津的特别好受。夜幕四垂，年轻的女教师素于一挥，我们便七长八短、高高低低地唱起来：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

    老吴太太说出她家所在的村名，问我当年去的可是这个堡子，我说记不清了。

    她有几分失望，又详细打听我父母家的住址，听说住在三经路，便很兴奋，露出不胜向往的神情。她似乎对那一带很熟悉，一连提了好几个街名和老旧的建筑物，还提到市府广场的那幢咖啡色大楼，说抗战胜利后，全市开大会，老蒋和宋美龄就站在楼上，向欢呼的东北百姓频频招手。

    当时老吴太太还是没出阁的黄花闺女，也在场，穿一条蓝色的旗袍，激动得直想掉泪，嗓子都喊哑了。

    我说我也在市府广场开过会，庆祝十一，批判“四人帮”

    什么的。参加会的官员也不少，挤挤擦擦都站楼上，只是没有特别大的，最高才是省委书记，离得又远，隔着人山旗海，军警民兵，根本看不清长的什么模样。

    老吴太太笑说，中国人就是爱开大会，吾们开完了你们接着开。

    我说现在不怎么开了，再说那个楼也不行，矮爬爬的，跟周围一些摩天大厦、玻璃大厦相比，灰头上脸，黯然失色。广场倒是扩大不少，一律种上青草，围上栏杆，不准进去耙踏，谁进去罚谁款。

    两个老乡相识之后，经常在法拉盛的音像店见面，因为都是同一时间租带，所以差不多是同一时间还带。

    租完了还，还完了租，转眼冰消雪融，春风拂面，我与老吴太太已经很熟了。

    她老人家快人快语，热情乐观，性格挺像我母亲，我们自然相谈甚欢。谈的范围极广，南朝北国，东海西洋，逮啥谈啥。对台湾一些比较露脸的成就（篇幅有限且有目共睹，恕不罗列），我竖大拇指说好，多好啊。老太太却不满意：不行不行，糟心的事也挺多，那口吻像是一位胸怀全局的高级长官。我并不认为可笑，因为我恭维老太太面相年轻时，她也会一迭声地说不行。当然，争执还是有的，尽管不很激烈。比如有一次，提到简化字的问题，老太太就很不屑：你们大陆啊，尽胡来。好好的汉字，用了几千年，说改就改，丢胳膊拉腿的，还得从左往右看，别扭不别扭？

    我听了有点儿不乐意：你们的繁体当然好了，不但消磨时光，还锻炼体力，而且从右往左看，宇里行间遇到洋丈或者阿拉伯数码——这些都是从左往右看，你们的脑袋就往这边一甩，然后再往那边一甩，知道的说你在读书，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跳探戈呢。

    老吴太太朗声大笑，并不以为忤，反而称赞我口才好，说大陆出来的口才都好，难怪台湾连推带挡，磨磨蹭蹭，不愿意跟北京谈判。

    她的嗓门非常豁亮，这一点也像我母亲。不论是夸我们，还是训（东北土话叫“狠叨”）我们，母亲一律高门大嗓，余音绕梁。甚至“丈革”中说当局的怪话，余音也敢绕梁，害得天天换批斗的父亲胆战心惊，一再哀求：小点儿声，小点儿声。

    两位东北妇女的区别在于，母亲嫁的是共产党，老吴太太嫁的是国民党。这一嫁，注定了她大半辈子呆在远处，想念家乡又够不着家乡。

    我说，为啥你们的嗓门都那么大？

    老吴太太：小子，松辽大平原你知道吧？宽宽绰绰的，亮瓦晴天的，又没墙又没盖儿，人就爱敞开嗓于可劲儿喊，这样才痛快。

    我们虽同操乡音，互听不厌，但有时也会遇到语障，谈话就卡了壳，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以为嘴或耳朵出了毛病。细一问，却原来布希是布什，卡斯楚是卡斯特罗，飞弹是导弹，便当是盒饭，徐蚌会战是淮海战役，大陆沦陷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于是她笑我，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