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争的。以宋朝的一场闹剧为例。八百年前,宋朝六宗没有儿子,绝了后,新皇帝宋英宗做了皇上。英宗是仁宗堂兄淮王的儿子,他接了仁宗的香火,对他亲生爸爸该怎么叫,竟引起天下大乱。首先,骑墙派知识分子王连不敢发表意见,右派知识分子司马光表示,根据传统文化,该叫亲生爸爸做伯父,原因是,英宗由宗法制度的老二一支,入继老大一支,必须不叫亲生爸爸做爸爸,而该叫法定爸爸即仁宗做爸爸。这种见解,左派知识分子欧阳修反对,他也根据传统文化,认为没有消灭父母之名的道理,所以,六宗不是爸爸,而准王(原来的爸爸)才是爸爸。于是展开混战,从皇帝妈妈以下,全部引用传统文化,大打起来。严重到司马光派的知识分子贾黯留下遗嘱,要求皇上一定得叫原来的爸爸做伯父,不然他死不瞑目。另一个知识分子蔡伉,也向皇上大声疾呼,声泪俱下的表示,天下兴亡,就在这~叫。后来司马光派请求皇上杀欧阳修派,皇上不肯杀,并且违反了司马光派的传统文化,仍叫原来的爸爸做爸爸。司马光派吵着,并且宣布“理难并立”、“家居待罪”。最后闹得双方都赌气要求皇上贬自己,满朝乌烟瘴气。 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不把精神用来解决小人、解救小民、解放小脚,却用来争所不该争的,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混、糊涂。笨。
别以为上面举的叫爸爸例子,只是一时一地的现象,才不呢!明朝世宗时候的“大礼议”、神宗时候的“挺击案”、光宗时候的“红九案”、贵宗时候的“移宫案”,以至汉学宋学之争、今文古文之争、孔庙配享之争、保教尊孔之争……没有一件不是认错目标浪费口舌的小题大做,没有一件不是暴殇文字的丧心病狂。
在这些无聊的纠缠以外,中国知识分子把多余的精神用来逃避现实,他们美其名曰研究学术,其实只是另一种玩物丧志。十六八世纪的大思想家李恭,早就为这种现象做了归纳和预言:
(知识分子)于扶危定倾,大经大法,则拱手张目投其柄于武人俗士,当明李世,朝届无一可倚之人,(知识分子)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日夜喘息著书,曰:“此传世业也!”卒至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炭。
这种现象的结果是,思想上的失败,导致了他们品格上的失败,他们一方面诸善莫做,一方面扶同为恶而不自知。于是,“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炭”的时候,再做什么,都太晚了!
中国知识分子缺乏一种重要的品质,就是“特立独行”。缺乏特立独行,自然就生出知识分子的两大方面的失败。结果变得甲跟己没有什么不同,丙和丁没有什么两样,大家说一样的话、写一样的狗屁、拍一样的马屁。甲乙丙丁之间,至多只在面目上有点小异,在全没个性与特性上,却根本大同。 表面上看,司马光型和欧阳修型不同,其实从基本模式上看,两个小老头完全~样。他们争的,都是传统文化的解释权,看谁解释得好,使孔夫于和当今圣上高兴。打开《司马文正集》和做阳文忠集》,一对照,就看出他们竟那么像,像得你可以叫司马“修”,叫欧阳“光”,他们都是在传统板眼里一板一眼的顺民,他们两眼必恭必敬地向上看,一点也不敢荒腔走板。 中国传统最不允许荒腔走板。中国社会虽然没效率,但对收拾板眼不合的天才与志士,却奇效如神,很会封杀。这种封杀,先天就致特立独行的人于死命。这种人,绝大多数都要早天;侥幸不早夭的,最后也难逃浩劫。伟大的明朝先知李卓吾(赘),七十六岁还要死在牢里,就是最杀气腾腾的例证棗 他们走的路,都是到烈士之路。
所以,理论上,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很难存在,存 在也很难长大,长大也很难茁壮,茁壮也很难持久,持久也很难善终。那么,这些人怎么办呢?这些人想出一个办法,就是隐居。中国第一部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