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的……”雷振的普通话本来就很不标准，平时总是带有一种浓浓的地方口音，他这一结结巴巴地发牢骚，如果不仔细听，还真像是“煤气罐……煤气罐……妈的……煤气罐……”我正在这样胡思乱想的时候，没想到我身边的“煤气罐”气得用广州话话冲着前面恶狠狠地骂了句：“丢你老姆，这臭小子竟敢背地里这样骂我……”还不待我回过神来，“煤气罐”三步并作两步地冲了上去，指着雷振的鼻子大骂道：“你上班动手打学生，还死不认错，现在又背后里敢骂人！你现在就收拾好东西，给我滚蛋……”

    我们所有的人都被弄得目瞪口呆起来！大家只是看着“煤气罐”在那儿唾沫四溅，冲着茫然不知所措的雷振暴跳如雷地叫骂着。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就是再解释也没有用了。受了一肚子气的雷振，第二天天还没有完全亮，就拎着个破旧的大皮箱，凄凄凉凉地走了。我和王保卫尽管很难受，但又无可奈何。最后，我跑到校内的小卖部赊了两包“白沙”烟，塞到他的包里。

    雷振走后，只过了两个月时间，我也与“煤气罐”闹翻了，离开了这家学校。我之所以离开这儿，与两件事有关。

    第一件事，我介绍过来的一个所谓的北京大学高才生原来却是一个江湖骗子，骗走了学校电话亭的1000多元电话费。那个骗子姓金，江苏人，名叫金国华（这名字估计也是假的了），是我在中大门口认识的。他中等个子，长着付小白脸，衣着很时髦，戴着一副金边近视眼镜，能说会道，能喝酒又能抽烟。他说是来广州看望他的姐姐的，聊着聊着就熟了，临分手时我给他留下了门卫室的电话。金的年纪与我差不多，后来经常过来玩，一来二去，就与学校里的人混熟了。当他得知学校有一个专为学生服务的收费电话没人管后，就要求接手管理。这电话也是由保卫科管的，当时“煤气罐”要求我作金的担保人，就像我当时是由王保卫作担保时一样，如何万一有什么事，好找到人。我就担保了，当时学校支付金的月薪也是500元，与我们几个保安的一样，只是上下班时间长一些，要日夜守着。但这小子不知用什么手段在计费器里搞了名堂，每个月从中贪污电话费。一个月后，他拿了2000多元的电话费逃之夭夭了。结果承担责任的当然是我，保卫科后来就扣了我半个月的工资。

    另外一件事，我们村子里来了五个南下寻工的年轻人，他们在羊城受骗，身无分文，我让他们在学校里住了两个夜晚，当时“煤气罐”虽然表面上答应，但私下里却是不满。

    我们村里那三男两女，小的只有14岁，大的也只不过20岁。他们交了500元劳务费，说是可以去珠海某电子厂工作的，谁知却从湖北被人骗到广州火车站后就无人管了。这些身无分文的年轻人后来费了好大力气找到了我。我马上为他们寻找落脚地，四处借路费。经过好说歹说，“煤气罐”到底还是让他们住在了学校里，但不能超过三天。我从学校厨房里借来一只大电饭锅，自己卖来米面，为这些来自家乡的难兄难弟们做饭。当天晚上，我在学校大门口值班，因大雨下个不停，我让其中一个身体孱弱的小老乡睡在门卫室里，结果被“煤气罐”知道了，他将这鸡毛蒜皮的小事故意来个借题发挥，竟当着两位同事和几个学生的面指责我不该让陌生人睡在门卫室里。这事我本来已与他打了几次招呼，只差没点头哈腰了，没想到他还是如此故意找我的碴。我也火了，马上与他顶了起来，并说月底发了工资就走人。我当时还想，像我这样一个从海军陆战队里出来的军人，在偌大的一个广州城里还找不到一份保安的工作做么？我本来就是抱着记者作家的梦想而出来的，保安不过是我的临时过渡。那小子还以为我打算在这个破地方干一辈子保安，真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第二天，早已是捉襟见肘的我东借西挪，好不容易为我那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