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世纪90年代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前散布在羊城四周的近郊农村，都很快被各种高楼大厦所包围，那些昔日贫困的村庄很快融入广州城区内，变成了“都市里的村庄”。这些地方当时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那些有了钱的村民们纷纷建起了高高的楼房。他们除了在本地的企业分红外，大多就是靠出租这些房屋了。租住在这些密密麻麻地拥挤在一起的房子里的，几乎全都是来自外地的打工族。当时在羊城比较出名的“都市村庄”有石牌村、冼村、员村、杨箕村和客村等。从1995年起，流浪羊城的我就开始像昔日的地下游击队一样，曾先后在这些地方租住过，而其中的石碑村，由于当时居住的流浪记者较多，则成为我在羊城的一个重要栖身地。

    我在刘靓家小住期间，进入了《广东法制报》。虽然我也发表了不少作品，但新闻作品不多，又没有文凭，因此我前往应聘时，领导还是称我还不具备做记者的条件，只是让我做了一名总编助理，即帮助接电话、收发来信、挑选来稿，所有杂事，我都得干，而当时的试用期工资只不过是350元，比我在第一家报社时还要低。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高兴。不管做什么，总而言之是在报社里；不管让我做什么，只要有机会我还是能写稿子的。果然，我后来采写了好多篇稿子，经过当时一位从羊城晚报退休后来此做老总的老报人的审核，都发了，而且还让我署上“本报记者”字样，有的稿子还上过显著位置。

    我已在刘靓家中借住了20多天了，决定搬到外面住。再说我现在有工作了，每月有350元钱的收入，我应该自己租房。为了省钱，我在一位老乡的介绍下，认识了此时在《广东人口报》做编辑的曾华锋。此前，他刚离开《广东法制报》。曾华锋来自湖南邵阳某煤矿，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憨厚老实，谨小慎微，是一介文弱书生，加上我们的年龄相仿，都出自贫困家庭，都有着共同的梦想，学历都不高，因此一见如故，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他在法制报时，也像我一样每月只拿350元，后来他因这儿工资太低辞职出来。曾华锋来穗时曾在企业工作过，收入不错，略有存款，但也没有什么钱，总想找人一起合租房。他当时也是单身汉，一人住一间房，每月房租300元，当然不包括水电费。听说我在找房后，他当即邀请我与他合住，所有费用一人一半。这样说来，我每月只花100多元钱就可以解决栖身大事，余下的钱，我完全可以对付其他的生活费用了。当时，我们穷得连张床也卖不起，只好从外面检回一些旧纸箱壳外加几层报纸，然后上面就放一张薄薄的凉席，权且当床。码几本书放在床头做枕头。

    我们租的房子，是顶层的6楼，夏日的太阳正好在上面的水泥板上当头照晒。我搬到这儿时正是7月份，那悬在头顶上的太阳总是把我们照的小屋烘烤得像火炉，一个小电扇总是开到最大档，日夜不敢让它停歇。即便如此，我们还是热得难耐，就只好卷着凉席跑到外面的阳台上睡。那上面总是横七竖八的躺着十多个男女，都是在这里租住的外来工。外面蚊子太厉害，只要一出来，那嗡嗡乱叫的蚊子就会欢快地向我们那汗津津的皮肉冲过来，咬得人浑身奇痒难熬。

    后来刘靓夫妻也搬了过来。此时刘靓进入了《广东劳动报》做记者。瘦弱的闵红松由于有本科文凭，运气比我好，很快进入了《广东公安报》做记者。他弟弟出国后，就自己租房住，也搬到了我和曾华锋所住的这幢楼里。在这儿住的，还有另外两名流浪记者。我们在这儿住了大半年，后来虽有人搬动，但大体上都是在石碑村范围内，相距的不是很远。这样，我们有时常聚集在一起吹吹牛，或是围在一起玩“斗地主”、“拖拉机”，聚在一起打边炉（南方的一种火锅）。尽管我们都没什么钱，在玩扑克时我们也下赌注，一角两角的，但到了最后，谁赢的钱多，就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