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打包好，拿不动的全当作垃圾扔小房里。那个女房东和他的儿子不是说我没有地方去吗？他们不是嘲笑我除了他家里就没有别处住了吗？我这就走。明天，那一对胖得连路都快走不动的母子突然发现我不辞而别后，心里也该难受几天吧——当然只是因为不知上哪儿去找我追讨几百元钱的房租而难受。

    当我在小刘的帮助下，用自行车推出我的所有家当时，我意识到：我这是在逃债呀？是的，我这是逃债，就像当初的杨白劳在大过年时躲避黄世仁和穆仁智那样，没想到我这位流浪记者也在现实生活中扮演了一回“杨白劳”的角色。现在，这段不堪回首的日子早成为我青春期中的特殊烙印。我当时这样做，是迫于无奈，是为了寻找一种新的活法。也许，世上再也没什么能比一个大男人为躲避几百元的债务，而在夜深人静仓皇而逃更丢人的了！

    半年后，当我亲自把那600元钱还给了房东，并多付她200元作“利息”时，她不好意思地推脱了一会，最后到底还是收下了。当我再三要请她和家人吃顿饭，以表昔日逃债的歉意时，她怎么也不肯去。在此前，当我打电话告诉这位房东：我不会赖掉那笔账的，肯定会还，当然还有利息。她忙不迭地说：知道，知道，我就知道当过兵的人是最有出息的。你是文化人，哪会赖这点钱呢？看看，现在你不是省报的大记者吗？哈哈哈……我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你的大名呢？

    嘿嘿嘿！我也笑了。

    这个时候的我，通过自身的努力已成为广州地区报业界黑马《南方都市报》的一名主力记者。此时，我每月都有三四千元钱的收入。

    在小刘的帮助下，我当晚就住到了他那儿。当时他已从新港西路到了位于珠区江南大道的一家个体锯钢厂当保安，每月工资600元，住在工厂宿舍里，但伙食自理。这个时候的我，可真谓一无所有了，就是能进入报社做记者，也不可能当月就能拿到工资，每月的各类日常开支至少也得好几百元。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我只能暂时将我的记者梦尘封心中，就像在部队打背包一样，将所有的梦想打包进心底深处。待到夜深人静时，才能让自己的梦想像鸽哨一样，轻轻伴着诗情画意，在朦胧夜色中悄悄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