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前面说过，我这个出身贫苦、从贫困乡村走出并在多处建筑工地做过民工的流浪记者，在十年记者之旅中，一直把平民百姓，把弱势群体视为重要的采访对象。由于这些弱势群体社会地位低下，他们往往成为一些部门和不法分子鱼肉和欺凌的对象，一旦他们的合法权益遭受到侵害时，我们的法律有时总是难以为他们讨回应得的公道。在走投无路之余，他们总会把全部的希望寄托于新闻媒体，渴望媒体能介入调查，以舆论监督的方式监督有关事情的合法解决。在这些案件中，媒体介入后，有的尽管费尽周折，但毕竟最终能促使问题的解决；与此同时，有不少却是令我们这些新闻记者除了愤怒，就是徒唤奈何。比如我在前面曾提及过的《深夜查访吓死打工妹》中的姚莉、《“死人还魂”状告公安局》中的七旬老人曾传耀夫妇等，然而，我下面所要提及的一宗有关民工因讨公钱而惨遭恶老板杀害的血淋淋的案子，令我更多地感到莫名的悲哀。

    “民工”这两个字，是80年代以后社会上对从农村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人的一种统称。

    毋庸置疑，民工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有关社会学家指出，社会弱势群体是指那些由于某些障碍及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而在社会上处在不利地位的人群，我国目前约有８０００万到１亿人。民工这个至今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特殊群体一直以来没有得到社会的足够重视。尽管有关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关注民工，但有关新闻媒体及社会大众一直对他们采取一种抵触的态度，甚至无视于他们的存在。中国民工群体似乎成为了被人遗忘的角落。但这是一个占据了全中国一亿多人口的群体，拖欠民工工资的情况比比皆是，已上升至不容忽视的政治问题的高度。

    直到2003年底，重庆农民熊德明“斗胆”向前来基层看望群众的温家宝总理诉说其丈夫几个月的血汗钱一直被人拖欠不还时，最终得到总理的高度重视，并连夜帮她讨回了工钱。此事一经新华记者报道后，立即在全国激起了强烈反响，农民工的问题一下被社会各界高度关注起来。

    熊德明是是幸运的，因为她遇到了关心群众、亲民爱民的好总理。她不但及时讨回了钱，还出了名，更引发了全社会对农民工被拖欠工血汗钱问题的关注；2004年1月，一位在京城因讨债而坠楼身亡的湖北民工胡卫国也算是幸运的，因为在他死后，毕竟此事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他生前没有讨回来的工钱，后来在湖北省委书记喻正声等领导的关注下，先由政府垫付出来。是的，熊德明请温家宝总理为自己丈夫讨薪，一句话换来了一场“民工工资清欠风暴”，这一场声势浩大的“清欠风暴”，让无数农民工兄弟及时拿到了工钱。这是大快人心的，但是，又有多少农民工的不幸遭遇让人心绪难平呢？

    年仅23岁的四川民工幸万强的悲惨遭遇，这些年来一直令我悲愤异常。

    这是我的十年采访生涯中最令我心酸愤慨的命案：因为讨债，四川民工幸万强却命断恶老板的尖刀下；在他惨遭不幸后，他的悲痛欲绝的家人，至今别说连死尸都没有看到，就是连骨灰也没见影踪；他那失去父亲的幼小儿子及家人至今没得到凶手一分钱的赔偿；而更令人气愤难忍的是，杀人凶手只被判处无期徒刑，而那位雇凶杀人的恶老板兰某事后不但皮毛未损，反而被当地法院判决无罪而放，至今逍遥法外……

    1999年9月1日，这天我从南方到了北京，进入了鲁迅文学院学习，也就是这一天，来自四川贫困县南部县大桥镇新井村年仅22岁的民工幸万强抱着美好的希望，告别家人及不满两岁的小儿子，从家乡来到北京寻梦。由于他没有文凭，又无其他的特长，刚开始时，他只好投靠在通县做缝纫的姑姑。在姑姑的帮助下，起先，他只是在通县附近做一些短工、杂工。后来他在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