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补发工资。

    2002年3月8日，这是阳春三月里头一个温暖的晴天。春风拂面，阳光灿烂，吐绿的叶芽已呈现出勃勃生机。这天上午，宋家终于从公安局领回了那笔20万元巨款。宋保家双手紧紧抱着这一大堆刚从银行里取出的20万元巨款，一家人围在一起，当着我的面数了一次又一次。他们全家个个笑逐颜开。当他们从中数出两万元现金要对我表示感谢时，被我婉言谢绝了。

    宋保家紧紧抱着我说：“石记者，这冤屈已经让我们家卫玲背了整整3年呀，要不是你这次来过问，还不知要等到到什么时候呢？你真是我们一家人的救命恩人呀，我们真不知拿什么来感谢你……”

    为了对我表示感谢，这3年多来，一直过着紧巴巴日子的老宋一家人，特意拉着我来到了县城里最好的一家酒店，请我吃饭。同时还特意请来了两位亲戚陪我喝酒。但对于这20万元近4年的利息，警方不肯退一分钱，只是让宋家向信用社讨要，称与他们无关。在还钱时，公安局有关人士再三向宋家表示：他们一定会加大破案力度，争取早日将真正的盗贼捉拿归案。

    为了讨公道，宋卫玲自1998年7月遭受不白之冤后，家人为了救她，以高息贷了十多万元的款，这钱后来虽然已归还给人家，但由于高额的利息，以及她长时间的频繁上访，使全家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加上她的母亲一直没有工作，长年体弱多病，本来也与她同一个单位工作的弟弟，也因此受到连累，最后被迫辞职了。全家人只靠父亲每月千余元的工资生活，一家人经济十分拮据，至今还欠着五六万元的外债。

    满脸沧桑的宋卫玲对我说：从看守所出来后，四周的人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她，男友也离她而去。为了攒钱讨公道，小宋曾帮人做过会计、营业员，同时也摆过水果摊，卖过烤红薯。但每次挣的钱都用到上访的路上了。现在虽然公安局将那20万元已退还给她，但他们对此给她所造成的损失，尤其是精神上的创伤，至今也没有给予她一个明确的答复，还称此事与他们无关。她也多次欲将公安局和有关人员告上法庭，以讨回一个公道，但她哪有钱去请律师呀？无奈之余，宋卫玲于2003年底又南下深圳，现在宝安的一家公司做会计。她告诉我，目前她每月只有几百元的收入，除了要用来还债，余下的还要应付日常生活，同时她还想与公安局打官司。她不但要追究警方的不作为行为，更要他们赔偿她因此而造成的工作和身心等损失。小宋咬着牙向我再三表示，她一定要用法律手段，将滑县公安局及有关人员告上法庭，以维护法律的尊严。

    但是，至今时间已过去两年多了，宋卫玲的事情还是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读者们也许会像我一样发出这样的疑问：她与公安局的官司什么时候才能进行呢？她的合法权益能得到法律的维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