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春节的脚步又渐渐地靠近，远在家乡的父母频频来电催促我回家过年。流浪到北方后，虽然我也几次回过老家，但5年了，我没有回家陪亲人们度过一次春节。

    春节前夕，远在北戴河的沈淑萍大姐，获知我孤身一人身居北方寒冷低矮的平房，获知我因连年的漫长官司，穷困潦倒，负债累累，身上根本无钱过年后，这位好心的大姐特意从北戴河坐了近3个小时的长途汽车赶到北京看望我，还特意为我带来了海鲜、当地著名的“杨长子火腿肠”等特产和一大堆年货。

    这个时候，沈姐给我带来了年前的快乐，也带来了由衷的愤慨：为这位热心大姐的案子，更为她的不幸遭遇。

    我获知，因为我发表在《工人日报》上的那篇报道，后来被国内的其他多家报纸转载，使北戴河医院的“名声”传遍全国，让医院的领导面子很过不去，自然也激怒了本来早就对她极为不满的孙恒俊不顾医院全体员工的愤怒，罗列了一系列所谓的罪名，在一个月前将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干了长达32年的沈姐给整下岗，剥夺了在医院工作的权利！

    从2001年6月开始，我曾先后6次前往北戴河，并3次出庭旁听，其中还有一次出庭做了一回代理人。我采访此案的时间先后长达4年之久。2003年7月19日，在由全国总工会主办的《工人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了报道，随后，《京华时报》、《扬子晚报》等多家报纸转载了我的文章。只是，我没有想到，我的这篇文章不但没对沈姐起到任何帮助，反而给她带来了一连串的麻烦。

    特别是，她做梦也没想到，与医院的正当诉讼竟会导致自己下岗。

    早在2003年1月，一位好心院领导曾告诉沈：“小沈，你要有所准备，一旦你的官司败诉医院就让你下岗。他们说你的诉讼给医院带来了不好的影响。”

    2003年12月12日，一位院领导和沈姐谈话时还特意指出：“到培训班里要好好学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沈姐问：“我有什么错误？”他说：“你与医院打官司就是错误。”

    培训结束后，那几个与沈姐一起待岗的人都各自找岗位。果然不出所料，其他3人都回到了原岗位，只有沈姐一人到处碰壁。

    2004年1月7日北戴河医院下发了一个通报，其主要内容是沈淑萍对自己为什么被评为末位没有认识。其他3人分别对自己的差距有了深刻的认识，经过培训综合测评结果：其他3人合格，惟有沈淑萍不合格。

    其他三人被评为末位后，他们的主管院长在与他们谈话时分别都给他们指出了不足，但北戴河医院的主管院长在找沈淑萍谈话时说：“你的工作无可挑剔，我也不知道你有什么不足。” 也有个别院领导对沈姐说：“要不你就委曲求全承认错误吧，保住你的铁饭碗，别把工作丢了。”沈姐不能接受，所以她又决定找孙淑英讨说法，但多次找孙时，孙总是避而不见。

    2004年1月10日下午，院方又专门为沈的问题召开了中层以上干部的紧急会议。一位副院长宣读了沈的学习总结，他还强调，就是报纸给医院带来了不好的声誉，她在总结中还不承认错误。

    关于是否同意让沈淑萍上岗的问题，一位副院长说：“她这个人哪儿都好，就是报纸这点事，承认了不就行了吗？先给她做做工作”。沈姐觉得在整个过程中她没有任何错误，所以她也不可能做出不符合事实和违心的检讨。同时，北戴河医院还在相关文件中认为“诉讼严重影响了医院声誉、严重干扰了工作秩序，需要浪费诸多精力……”

    当沈淑萍多次前往院党委办和院长办公室询问有关原因时，孙淑英一直避而不见，那位医院的党委副书记朱新心振振有词地说：“这还用问吗？你不是一直要与医院打官司吗？你不是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