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前半树黄叶的伶仃摇颤，似乎又在提醒我，冬天已经过去了，春天即将来临。季节的交替更迭，又使我记起流浪的艰辛。可眼下，我不但要为我的两本新书呕心沥血，更要为我的那场已拖了四年之久的官司而苦苦奔波。

    春天了。2004年北京的春天，少了昔日的尘沙天，是一个阳光明媚的美丽春天。五年前，我原为躲避烦扰，为寻觅心中美丽的梦想来到素昧的京城，但眼下身边耳畔仍是一片纷扰。我陷入新的烦闷之中。所谓异乡体验的漂泊快感渐次被怀乡之情替代。

    流浪京都之际，我总会想起王勃的那首诗：“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

    是呀，我不是什么侠客，我只不过是他乡之客，就像我至今还是一个没有正式编制的流浪记者。我只不过是一个流浪他乡的自由记者。我猛悟到自己一辈子都可能无法改变的现实。仰望天际，我不由发这样的长叹：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遥想当年王勃在滕王阁上作此佳句时，情思是何等凝重。如今即便是有风尘之叹，我真的有什么“失路”之悲吗？哪里有“关山”？怎么就成了“他乡之客”？我为自己心底的那份牵强默默苦笑，又在这似而非之间更觉怅惘。

    我想，我在书稿中的那些曾似野火燃烧般的激情，我的流泪带血的独特新闻从业经历，也许很可能被读者随意戏言之，也可能被人在饭后茶余当作闲聊笑谈。也许有人不会理解我，不会接受我。是的，又有谁能理解我这个流浪记者灵魂上的痛苦呢？

    记得，早在1997年春节，我曾穷得身上只有1块8角钱，度过了一个对我极有特殊意义的春节。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如今7年时间过去了，我依然没有摆脱贫困。由于官司所耗精力和金钱太多，我在京城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困难，生活极为窘迫。2002年冬我临时栖身于京郊大运河畔的一间廉价低矮的小平房里。2003年，我仍然住在一间平房里度过了一个春节。2004年，我还是在一个低小的平房里，一个人，还有自己孤单的影子，度过了一个没有烛光的春节。在寒冷的冬天，这儿没有暖气，没有朋友，但床头上却有各地读者寄来的数十封求援信。信比暖气更能慰藉我，他们把我当成了他们知心的朋友。我依然心中暖意融融。

    这个时候，我又想到了我的那些仍在为自己的冤情而不懈地抗争的采访对象。他们乐观的精神总是感染着我。我想起了远在千里之外的曾传耀老人，还有他的那位连普通话也不会说的妻子，这两位年已76岁的老人，为了与当地有关部门对簿公堂，在诉讼路上艰难地跋涉了6年；于丽梅为了与北戴河医院打官司，整整打了8年，终于取得了一审胜诉；北京航天二院干部李秋芳为了维权，不惜与陕西咸阳、三原当地的法院和有关部门“斗法”，经历了漫长的23年诉讼，从黑发打到白发，至今还在为官司奔波呼吁，其曲折坎坷过程甚是令人感慨。河北邯郸的老工人巩恩和，为了维权，不惜与自己的单位打了8年官司，去年底，他的这宗引起全国总工会及国内多位著名劳动法专家高度关注、被国内多家媒体誉为“中国第一劳动法”的民事诉讼案，终于取得一审胜诉。

    在这些人当中，特别令我难忘的是一位残疾当事人，他那不屈的精神，令我异常感动；他的不幸遭遇更令我心酸。他叫刘凤起。2002年7月，我曾前往长白山下的白河采访过一宗性质极为恶劣的刑讯逼供案，此案虽经吉林省检察院两次提出抗诉，但涉案的民警一直逍遥法外。现年43岁的刘凤起，系吉林省白河林业局某厂工人，1996年6月19日，他因涉嫌强奸杀人罪而被白河林业公安局刑警大队带到看守所进行殴打，13天13夜不让睡觉。因刘拒不承认“犯罪事实”，白河林业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