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这一与中国共产党决绝的强硬态度，并不是一时兴起的妄言，实与他一贯的政治主张相吻合，同时也是胡适对中国共产党态度的呼应。早在1947年1月15日，傅斯年应蒋介石之约共进午餐，席间蒋提出让胡适组党并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长，一并请傅帮助说服胡。傅斯年当场予以回绝，谓：“政府之外应有帮助政府之人，必要时说说话，如皆在政府，转失效用；即如翁咏霓等，如不入党，不在政府，岂不更好？”又说：“自小者言，北大亦不易办，校长实不易找人，北大关系北方学界前途甚大。”如此谈了许久。蒋一直未放松，傅只好答应写信通知胡，详述其“这一番好意”。2月4日，傅斯年致信胡适说明原委，信中说：

    适之先生：

    不大不小之病三个星期，发烧到39.8，而蛋肿得可怕，过旧历年即呻吟最甚时也。老天开这个玩笑，真恶作剧。昨晚出医院，传染期已过（入院原为避染他人），血压较平常为低（热病后之现象），仍在头晕。

    病发作在1月15日，是日中午蒋先生约去吃饭（前约一次，因他约未去），座中无他人。他问我意见，我说了好些，大致为：（一）政府非振作不可，何必待各党派来再“一新天下耳目”，许多事自己可做也。他问我何事，我说了几件。（二）宋［子文］与国人全体为敌，此为政治主要僵局之一。（三）实施宪政必须积极，此时尽可无多虑，云云。他似乎并不以为然。

    接下来，傅斯年叙述了与蒋的谈话内容，以及傅替胡适拒绝到政府做官的详情。最后陈述道：

    自由主义者各自决定其办法与命运。不过。假如先生问我的意见，我可以说：

    一、我们与中共必成势不两立之势，自玄学至人生观，自理想至现实，无一同者。他们得势，中国必亡于苏联。

    二、使中共不得势，只有今政府不倒而改进。

    三、但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

    四、政府今日尚无真正开明、改变作风的象征，一切恐为美国压力，装饰一下子。政府之主体在行政院，其他院长是清中季以后的大学士，对宋尚无决心，其他实看不出光明来。五、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久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又假如司法院长是章行严（杜月笙之秘书），定不糟极！

    六、保持抵抗中共的力量，保持批评政府的地位，最多只是办报，但办报亦须三思，有实力而后可。今日斗争尖锐强烈化，如《独立译论》之free　 lancer［自由作家］，亦不了也。

    胡适听从了傅的劝告，没有加入内阁成为纯粹的国民党官僚，但办报的理想亦未实现。就在胡、傅二人为国民政府前途与自己该在何方用力，以帮助政府摆脱困境而焦虑犹豫之际，1947年，胡适借赴南京选举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间隙，于10月21日受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邀请共进午餐，这位满身充溢着书呆子气味的司徒大使，竟对众人说出了“中国一两个月后就得崩塌”的丧气话。此举惹得胡适大为不快，当晚在日记里斥骂道：“此老今年七十一，见解甚平凡，尤无政治眼光。他信用一个庸妄人傅泾波，最不可解。”此时，美国政府一些政客抛弃国民党政府的呼声甚嚣尘上，而作为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不但拿不出相应的办法力挽狂澜，反而以丧门星的角色，只知道拿针扎轮胎——泄气，自然引起胡适等拥蒋政府者的厌恶。而司徒大使本人确也不是一位精明的外交家，从后来落了个舅舅不亲，姥姥不爱，在毛泽东一篇《别了，司徒雷登》的声明中灰头土脸夹着皮包溜回美国，即可见出其人无胆无识与政治眼光的缺乏与短视。或许，正是这样的糊涂大使与一群“庸妄人”，如司徒的助手傅泾波之流占据了中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