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严谨求实的治学为文精神，在列举了几条罪状的同时，也不忘穿插进几个典型事例加以佐实。如“胡适自己对于考古学是外行的。在他的著作中，只有一条关于考古学具体问题的意见。他在《古史辨》第一册中说：‘发现渑池石器时代文化的安特森疑商代犹是石器时代的晚期（新石器时代），我想他的假定颇近是。’（第200页）这不仅表示他对于考古学的蒙昧无知，并且也充分地表现他的买办阶级的崇拜外国人的思想。但是，胡适过去三十多年在中国历史学上是起着统治作用的，他所散布的毒素是很严重的。”又说：“因为胡适当时通过了他的门徒傅斯年控制了这个研究所”，所以胡适所提倡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实用主义考据方法，“在考古学上也产生了极恶劣的影响”。

    对考古学是外行的胡适，“只有一条关于考古学具体问题的意见”，可供批判的毒素实在不多，夏鼐就不得不拉上“胡适的打手”傅斯年陪绑。毛泽东早在1949年就已将胡适、傅斯年、钱穆等三人定性为“反动文人学者”的代表，这次夏鼐来个拉郎配，似是一件合情、合理又合“天”的事情。此时在台湾的傅斯年早已登了鬼录，成为不折不扣的、比纸老虎还差一个级别的“死老虎”，夏鼐不再有任何顾虑。为此，夏进一步列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个案加以表明：“例如安阳小屯殷墟发掘的初期，只因为先有了一个‘殷墟文化层是由洪水冲积而来’这一‘大胆的假设’（《安阳发掘报告》第1册），于是便搜罗了许多不可靠的所谓‘证据’来证明这假设。经过了他们的拗曲，层基的夯土成为大水冲积的淤土，夯土的锤痕成为波浪皱纹，柱础的大卵石也认为是大水运送来的，还绘出一幅甲骨漂流冲积图，甚至于一个墓葬中的尸骨，认为‘最可证明这洪水经过的事实’，‘他那张口喊救的样子还可看得出来’。描述淹死的幼童张口喊救，虽觉很生动活现，但宋人的《提刑洗冤录》便已知道生前溺水尸首是‘口合，眼开闭不定，两手握拳’。纵使临死时曾张口喊救，冲进去是带泥的水，不是硬物，溺死后筋肉僵化收缩，一定合口握拳。又如发现了一个刻辞的头骨，先大胆地假设他是麟头，然后由书本中搜集了许多关于麟的材料，一写便是洋洋三万余言的《获白麟解》（《安阳发掘报告》第2册），好像是凿凿可据。后来经生物学家鉴定，这兽头原来是牛头，和麟完全无关。我也知道，原作者后来也都承认自己的错误，但并未认识到这些便是胡适的实用主义‘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方法的流毒。”

    夏鼐在文章中所说的《安阳发掘报告》，与后来成为业内笑柄的“殷墟漂没说”、“安阳获麟说”，都是当年李济与董作宾等人亲自发掘并提出的见解，与傅斯年没有直接的关系，与胡适更不沾边。夏鼐毕竟是夏鼐，他既要找到批判的证据材料使文章不至于流于空泛的口号，又要遵照心中的道德观和文化良知，不想佛头抹粪，让李济、董作宾等与此有直接关系的师辈人物难堪，故出此下策，以缓解最高指示和来自郭沫若等人的压力与胁迫，借此应付过关。尽管张冠李戴，但毕竟傅斯年也是自己的师辈人物，且堪称是自己受益终生的良师，夏鼐作此文的内心挣扎与痛苦可想而知。不过，随着思想“洗澡”不断深入与制度化、长期化、激烈化，许多事情就不是夏鼐所能控制和凭着“聪明”与“和稀泥”蒙混过关的了。在随后的日子里，被钱锺书夫人杨绛称为“洗澡”的人数越来越多，胡适、傅斯年、李济等人在各种场所和报刊不断遭到“愤怒的革命群众”火药味十足的口诛笔伐也就成为必然。透过当时的报刊，可以见出学术文化界在批胡运动中，涉及面之广、之大、之深。如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王家楫，在批判中历数了自己所属的“南高东大”（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集团，对胡适集团的斗争。说：“这一个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