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把北京大学一个集团中的傅斯年、汪敬熙当作敌人，眼光很不差，这两人不但是过去学术界的恶霸，而且已经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但在自己阵容里面，也有反革命分子如张其昀其人者。”又说：“在反动政府时代，中央研究院每逢举行评议会，假如没有胡适之来出席，就觉得扫兴。谁能够同胡适之多握几秒钟手，多谈几分钟话，就会觉得体面，人家看见了还要眼红。而胡适之和蒋匪介石一样，同是美帝国主义的臣妾呢！”

    胡适的学生辈人物，北大历史系教授周一良，针对胡适提出的历史“铜钱说”，批判道：“我们都知道，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的。而胡适却认为历史是一些彼此孤立、不相联系的个别史实，犹如一堆铜钱，你怎样摆弄，它就被摆弄成什么样子。这就是说，历史的发展不但无规律可言，而且历史的真实性也根本不存在。”在北大历史系召开的一次批胡、倒胡座谈会上，胡适任北大校长时的秘书邓广铭，对胡的学术研究更加细化地挥刀切割道：“试看他搞了好多年的《水经注》问题，而始终只是纠缠在书中某字为戴震所改动，某字为赵一清或全祖望所改动的问题上，既不是要恢复《水经注》的原始面貌，更不是想从此进而研究古代的地理，连赵一清、全祖望等人整理《水经注》的意图尚不能及，谈什么‘大处着眼’呢？”继邓之后，在昆明、李庄时代的北大文科研究所学生张政烺接着起身历数胡适的罪过：“胡适是政客，是反动的宣传鼓动家，从来都不是什么学者……我在北大上学时，本来是瞧不起胡适的浅薄无聊、吹牛皮和政客作风，从来没上过他的课，但在考证小说这一点落后思想上却统一起来了。”见向来与胡适亲近并深受对方厚爱的学生周一良、邓广铭、张政烺等辈，都不顾旧情，纷纷站起来，满脸苦大仇深状进行“灭祖”行动，早年毕业于燕大，原本与胡氏没有多少瓜葛，时任教于北大历史系的齐思和，也就感到没有什么好客气的了，于是紧随邓广铭之后又补了几刀：胡适说“商代是石器时代”、“屈原并无其人”。在他眼里，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不争气”的民族，因之遂得出“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的卖国结论。

    见小子辈都争先恐后地向老师抡起了铮铮铁拳，向达、冯友兰等老字号人物，自然不能坐视其功，也纷纷蹦将起来向胡适的影子猛踹几脚。向达认为胡适“其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唾弃祖国，认贼作父，麻痹青年，逃避现实。”而冯友兰则指斥胡适处于对中国共产党建立新政权的恐惧，胡说什么“汉帝国的创立者都是平民，刘邦是个不事生产的无赖，萧何是个刀笔吏，樊哙是个屠狗的。……其中只有极少数的人，如张良、陈平是受过教育的”；“这一班乡下人统治下的政治，确实有点可怕”。在向达与冯友兰一阵拳打脚踢之后，胡适的好友、著名经济学家，时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的吴景超，为显其能而另辟蹊径，居然刨坟掘墓，把胡适的母亲从棺材里拎了出来。吴说：“他的母亲，在十七岁时，违背了父母的意志，嫁给比她大三十岁的人做填房，为的是要享一下官太太的滋味……胡适，过去是我的朋友，今天是我的敌人。我要坚决与胡适所代表的一切进行斗争，不达到最后的胜利，决不罢休！”

    在号角阵阵，险象环生的氛围中，大多数学界中人为求自保，不得不拿起投枪匕首向胡适的影子猛刺开来，一个新的高潮再度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