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符合逻辑。”

    对此，陈星灿分析认为：“夏鼐满肚子的学问，需要找一个施展的机会。一九四九年以前，他虽然参加过几次西北和西南的调查和发掘，已经发表的论文初步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但积累的材料毕竟有限，而殷墟的资料整理和研究他又没有参与，所以排除他的政治倾向，但从学术的前景来看，他不去台湾，自在情理之中。据说，夏鼐的老朋友，科技考古史家王振铎先生当年也不愿意随傅斯年迁台，傅劝说无效，遂把自己的烟斗和旅行帽赠之以为留念，并深情地说：‘留下也好，共产党会重用你们的！’这也许是张光直笔记中所谓‘同时也不怕共’的注脚。”

    陈氏的怀疑与分析自有其道理，就从已公布的傅斯年档案与其他相关材料看，在1948年大地陆沉之际，傅让夏鼐随所迁台是真，但没有看出让夏到台湾出任史语所所长的言辞与迹象，而事实上也不太可能让夏在如此混乱的局面中担当一所之长的重任。若夏出任所长，那么李济、董作宾、凌纯声、芮逸夫等大腕级人物又作何安排？众人又如何服膺？工作又如何展开？傅斯年又如何自处？局促于一隅之地毕竟与在大陆不同，且这个所长不是代理，而是要“真除”，即正式掌控一方地盘，这个地盘可是有点令人眼热心跳的托命之处。事实上，到了台湾之后，李济与董作宾之间的暗中较劲儿，凌纯声与芮逸夫之间的最终决裂与斗得死去活来，凌单独拉杆子搞独立开办的民族研究所，因芮的不合作与李济等人不支持，导致凌氏只有空名而无法工作……如此等等事例，便可证明傅斯年不会如此做，也可推断这个说辞只能是夏鼐的一厢情愿，或凭空猜测罢了。需要对陈星灿的推理进行补充的是，尽管夏鼐是一只才气过人、智慧非凡、学问广博的大型号“海龟”，但假如到了台湾，在这座孤岛上属于自己可做的工作，只能是面对安阳殷墟发掘的一堆器物，抱残守缺地研究下去。而对这堆器物的田野发掘，当年尚是一名实习生的夏鼐仅仅是稍有参与而已，且挖的都是小墓（夏鼐语），那些气势恢弘、器物众多的大墓发掘和出土文物的具体情形几乎全然不知，因而在研究上自然就存在着不可弥补的先天性不足和限制。更重要的是，有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等当年亲自参与发掘的几座高山屹立，要想凭着这堆器物的研究脱颖而出，甚或要达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境界，几乎是难于上青天——此点在许多年后仍能得到海峡两岸大部分考古界同行的认同。

    出类拔萃的夏鼐尚且如此，对于满身泥土气味，被“海龟”们不放在眼里的土学者郭宝钧，其学术前途自然可想而知。而一旦留在大陆，面对的将是高山塌陷，丘岭与坟包同时崛起的境界。在新的制高点上，夏、郭等人放眼学界将是一马平川，无人与之匹敌，其灿烂前景正可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风光无限好。当年夏鼐与郭宝钧的对话，可谓一语双关。就可以预见的情形而言，无论从个人的政治命运还是学术前途考虑，既然只能在国共分野的大陆和台湾之间选择，夏鼐与郭宝钧留在大陆是明智的。也正是听从了夏鼐这极富战略指导意义和前瞻性的忠告，郭宝钧才在1948年底那个混乱时刻下决心留下来，以迎接新时代的到来。聪明过人的夏鼐打定主意后，也在一片纷乱中悄然回到家乡温州猫了起来，静观时局，等待命运转机。在离开南京之前，夏鼐做的最后一件事，是为好友吴金鼎撰写了一篇悼念文章并公之于世。

    吴金鼎自在李庄投笔从戎后，入四川成都新津盟军第二招持所担任接待主任一职，军方之所以让吴担任这一差使，皆因他是留洋的“海龟”，洋文、洋话都不在他的话下，搞接待事宜非有如此本领的人不能办到，吴所具备的洋文与洋话正好派上用场。但吴是学者出身，生性腼腆，不爱与人打交道，且还有一股子山东人特有的倔犟脾气，疾恶如仇，对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