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意谓楚王当年耗尽百姓血汗兴建的一堆豪华美丽的楼堂馆所，早已随着风雨飘散而去，而楚国伟大的作家屈原留下的那些名篇佳构，两千年来却像日月一样永恒不朽，闪耀着盖世光辉，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璀璨的瑰宝。当年梁启超对儿子们所作的比喻，正是李白文化思想的继承和延伸。就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论，一个王朝的宰相若此，一个皇帝或一个总统，对于文化与文明的进步所充当的角色同样若此。梁启超深邃的思想与宏阔的历史见地，很能令人想起美国第三届总统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sserson）的墓碑碑文：

    托马斯·杰弗逊，《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弗吉尼亚宗教法案》的起草人，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建人埋葬于此。

    这个令世界人类为之景仰的墓志铭据说是杰弗逊本人生前所题，死后刻到墓碑上的，但他没有提及自己曾做过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之事。究其原因，台湾学者李敖曾有这样的解释“美国总统算老几啊，这个是世俗的职位，值不值得这样谈呢？不谈，不值得这样谈，不值得这样重视。”

    或许李氏说得有些偏颇，但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同理。只有作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兼考古学家的梁思永，他的光芒才显得耀眼夺目，才能令一代代学人景仰怀念。而把一个小小的官帽硬扣在他死后的头颅之上，不但不能令他的光芒照耀于来者，相反的是，这个官帽的阴影将会遮蔽梁氏的光芒。当年与梁思永一同选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后来成为高教部副部长的曾昭抡在“文革”中含冤去世，费孝通在追忆文章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将来说起曾昭抡先生在历史上的贡献，我看他在中国化学学科上的贡献会比他当部长的贡献重要得多。”费氏认为曾昭抡是个“真正的学者，‘学’的根子，是爱国，所以我说他是爱国者”。对梁思永而言，他当年赴美留学就是为了振兴祖国落后的科学，并在这门科学上为祖国争得世界性名誉和地位。他当年确实是这样想的，也这样做了，且一生都在为这个理想而努力，因而以费氏之语来给梁思永定位也是恰当的。反之，以官僚大小特别是一顶微不足道的软皮官帽给梁思永盖棺，既不合适也不人道。此理如同鲁迅死后，为其盖棺的若不是“民族魂”大旗，没有了毛泽东为其作出的“八最三大”的定论（南按：仅比毛泽东本人少了一“大”），仅一个国民政府教育部佥事或科长，甚或在国立北京大学国文系教一二点钟课的讲师这顶帽子竖碑立传，那么，世人看到的不再是伟大的鲁迅，而是三千大千世界中形如草根的芸芸众生，甚或北大校长蒋梦麟所讽喻的整天趴在阴森恐怖的绍兴会馆里默默抄写古碑的“绍兴土佬”周豫才了。

    试想，作为与梁思永同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郭沫若，假如死后在墓碑上镌刻“中国科学院院长”或什么副总理外加什么副委员长等一类官帽头衔，与梁氏之墓同立于一座公墓之中。而只镌刻一个副所长头衔的梁思永，倘若地下有知，情何以堪？活着的后人又会作何感想？此举或许正应了孔子那句古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梁思永墓志铭公正的铭文，必须在姓名前加上“著名考古学家”或相应的院士等学术头衔，或镌刻象征他思想与学术业绩的标志性术语，才显得对逝者的公正与厚道。当然，由于政治的因素，“中央研究院院士”一衔，当时不提，世人亦可理解，但这个头衔最终是要加上去的，否则将失去了人类的公正和道德秩序，也违背了人类基本精神。——若起郭沫若氏于地下，以为然否？梁思永在去世前，向前来看望的夏鼐等考古所同仁回顾了自己一生的事业，最令他牵挂惦念的是殷墟侯家庄西北冈墓葬发掘报告的命运。这是梁思永在抗战前后最看重并亲自动手操作的一项重要工作。梁去世后，夏鼐在纪念文章中专门提及此事，并说：“1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