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孟和的死，除了他的家人、亲属、门生故旧陷入悲痛，有一个与陶氏似乎并无多少瓜葛的女性，在致唁电表示哀悼的同时，内心分外伤感凄凉。这位女性便是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

    按辈分，曾昭燏与陶孟和属于两代知识分子，无论是在昆明初识还是在李庄为邻，只是偶尔有业务上的往来，并没有建立起亲近的私人关系。但到了抗战结束还都南京，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狂飙突进式的进展，二人对时局的看法和政治上的关系也发生了质变，开始作为一个沟里的盟友发表言论并双双引起中共的注意和重用。

    抗战胜利复员之际，曾昭燏先后参加“战时文物损失清理委员会”和“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等组织工作，由于此前李济辞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受领中国代表团赴日本追查“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等任务，李推荐的梁思成又表示舍南京而赴北平到清华工作，中博筹备处主任一职便由曾昭燏代理，1947年5月由教育部次长杭立武兼任，曾昭燏担任专门设计委员、总干事，主持日常工作。这一时期，曾昭燏最为热心的是中央博物院建设事宜。

    抗战爆发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人员匆忙撤出南京，拟定的博物院三个馆的工程建筑只完成了人文馆，而最重要的大殿等主体工程只完成了大半，且在日据期间又遭部分毁坏，急需扩充、整修、完善，使其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国立中央博物院。对于这段经历，曾昭燏回忆说：

    1946年11月，伪国大的召开，等于替和谈关了门，但我没有注意这些事情，因为有新的工作占据了我。博物院负责人李济因他父亲的病而留重庆，南京方面的事全由我管，我便趁此机会，找到傅斯年、翁文灏两人，向伪教育部要了一大笔钱（伪国币廿三亿多）来修建博物院的陈列室，在一个多月之内，找建筑师作好了计划。要到了款子，招了标，与营造厂订立了合同……1947年1月，在曾昭燏具体操持下，中央博物院主体大殿修建工程开始，至年底按计划竣工，这座当年由著名建筑师徐敬直设计，梁思成修订并最终定案的仿辽建筑的博物院，至此才算初具规模。此项工作使曾昭燏在政学两界人士和同事心目中的地位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其间，曾昭燏充分展示了她的聪明才智和处理行政事务的能力。继大殿之后，一个造型优美坚固的陈列室又很快建成并陈列藏品向民众开放。在官场混乱、贪污腐化遍及宇内的堕落风气下，这座建筑透明得体的运转机制和不凡的业绩，犹如一潭死水掀起微澜，令人精神一振，朱家骅、翁文灏、胡适、傅斯年等政学两界的大腕倍加赞许。1947年10月19日，胡适在日记中记载：“曾昭燏女士邀在中央博物院吃蟹，饭后与俞大维谈。看博物院新建筑，甚赞叹其在大困难之中成此伟大建筑。”除了与曾氏友善的学界中人，即是国民党内部纯粹的官僚政客也不得不点头为这伟大的建筑与曾昭燏的主政能力表示由衷敬佩。

    因了这一缘故，后来一度担任过南京博物院院长的梁白泉猜测，曾昭燏之所以在1949年坚决地留在大陆，“很可能是因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大殿和陈列厅凝结着她的汗水和情感，也可能是她以为如日中天的考古事业还是在大陆”。这个推测的前半句自不待言，那渗透着自己心血的陈列室与博物院大殿，就像自己亲生的婴儿，当然是倾注情感与恋恋不舍的。而后半句则与当年夏鼐对郭宝钧所说的那句“我们还有前途”颇为相近。若从曾昭燏的生命轨迹与思想转变情形深入探究，又非如此简单，内中暗含的隐秘曲折自是复杂得多，此点从曾昭燏留存的日记和向组织部门提交的“自传”暗含的密码系统可以窥探出一点门道。

    1951年10月3日，在大举清理阶级队伍的风潮中，按上级组织部门要求，曾昭燏以戴罪之心、模仿湘乡荷叶镇曾氏家族所藏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