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璀璨的光辉而弥久不衰。

    与此同时，曾昭燏凭借十几年对博物馆事业的研究和实践，先后撰写了《博物院藏品的征集、保管工作》、《南京博物院十二年远景规划纲要》（草案）等富有前瞻性的计划，为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南京博物院作为业内的一个庞然大物蹲立于长江之岸，俯看江南，北望中原，傲视群雄。曾氏领导的南博与夏鼐主持日常工作的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南北呼应，一个新兴的格局业已形成。曾昭燏与夏鼐作为业内两只硕果仅存的留英“海龟”和这一领域的顶尖学者，被当时文博界称为一对并驾齐驱的魁首，具有“南曾北夏”之称。1954年9月9日，经历了如同一只见尾不见首的飘浮于人间天龙般神秘兮兮的“组织”考验，侥幸得以过关的曾昭燏被“扶正”，正式出任南京博物院院长，掌控全院通盘事务。像年轻的夏鼐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一样，当年曾昭燏不去台湾而留在大陆的抉择，此时看来是明智的。

    1956年，曾昭燏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出席会议，其间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宴请，曾氏也得有机会一睹天颜。就在这次宴会上，毛泽东与曾昭燏等几位女性“碰了杯，喝了酒”，天南地北地畅谈了一通。当问及曾昭燏的身世与职业时，毛自是大感兴趣，对曾氏家族的历史与功绩大谈了一番。毛泽东的母亲是湘乡唐家坨人，少年毛泽东曾在湘乡外祖母家生活并入学读书，对湘乡大贤特别是曾国藩推崇备至。1913年春，毛泽东进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随即并入第一师范）求学，在为期5年半的学习生涯中，青年毛泽东在恩师杨昌济指导、影响下，认真研究过“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的曾国藩思想。从毛当时听课的笔记本《讲堂录》中可以看出其潜心阅读《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圣哲画像记》等书。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长信中写道：“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换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此段叙述，可见青年毛泽东对曾文正公之倾心和仰慕之情。正是这一历史渊源与风云际会，令毛泽东对曾昭燏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在一次讲话中特地提到曾昭燏，说“曾国藩的后代，还有个叫曾昭燏的”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