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看见，夜里不敢在正房里睡，躲到书楼上去睡，我们孩子们还把砖砌成一个个的空洞，准备土匪来的时候躲进去。有几次听见门外响动，竟从床上爬起来，往菜园里跑，准备越墙逃走。这种恐怖的生活，使我对于这个古老的家庭，老是怀着一种阴森忧郁的感觉。”

    就是在这样的乱世中，有一天，曾家被一股强悍的土匪抢劫，曾昭燏的祖父与父亲等人皆遭土匪绑票，曾家陷入混乱。筱屏师除了负责曾氏子弟读书。还四处奔波求助曾家的亲朋好友，设法营救被绑去的主人。主人被救回后，筱屏师兼任曾家的账房。1925年，曾昭燏祖父曾纪梁去世，“家中的气氛一片悲哀”。曾氏姐妹每日与业师曾筱屏一起在书楼上埋首读书。有一天，曾昭燏的大妹曾昭懿因躲在黑暗的书楼上读书，不慎从楼上坠落，把手腕跌断，医治甚久方愈。接连的痛苦折磨，和“忧郁的环境”，使得曾昭燏不愿再待下去，她与母亲反复商量，恳求离开这里，加上二位哥哥的支持，母亲终于“无可奈何地答应了”。1948年4月，筱屏师辞去教职兼账房职务，告老还乡，曾家给了这位业师一份抚恤金与妥当安排，使其能安度晚年。令曾家和这位筱屏师意想不到的是，一年之后，随着曾国藩成为地主阶级的代表和“镇压太平天国的汉奸、刽子手”的定性，这位塾师自然成了地主阶级和汉奸刽子手的孝子贤孙，受到当地政府的镇压与控制，最后被驱出家门，流浪街头。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生活背景下，筱屏师一路流浪来到了南京博物院找到了他一手拉扯成人的曾大小姐昭燏。而此时的曾院长一见业师如此落魄狼狈，自是百感交集，泪眼婆娑，领回家中热情招待，一切都不在话下。

    此处有个至关重要的情节，就是梁白泉说的这位账房先生把他掌握的曾家的地契或者还有其他家产账目交给了曾昭燏。这些东西在“打土豪，分田地”之后的新政权严密控制下再度浮出现世。对曾昭燏产生的心灵震撼和惊恐是不言而喻的。也正是这种突然而至的恐惧，使曾昭燏在两难的抉择中选择了一种在当时看来明智的做法——一把火烧掉。只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历史的诡吊处在于，那位筱屏师没有在烧掉之后当场死去，使此事做到死无对证，而是活着回到了原籍。如此这般，事情变得严重起来。随着政治形势越来越紧，一个个运动不断展开与升级，已回到湖南老家受到监控和镇压的账房先生，如果经不住世道人心的诱惑或铜头腰带抽打的折磨，被迫泄露天机，并供出与曾氏合谋销毁了地主头子的“变天账”，后果不堪设想。一旦追查起来，曾昭燏无疑是对党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背叛，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罪行论处自是必然，或革职查办、批斗，或蹲几十年深牢大狱。——这种彻入骨髓的恐惧，随着时间的延迟和政治环境的恶化越来越重，成为导致曾氏神经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二、1946年10月，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与教育部在南京联合举办了一个展览，内部传说是专为蒋介石祝寿。当时参展的教育部只是个名义，具体承办者是隶属于教育部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作为总干事的曾昭燏自然成为具体的操作者。为此，曾氏主持了展品的选择，并对展品的设计作了具体指导。开幕那天，曾昭燏以主持者的身份接待了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以及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与太太凯瑟琳等高官显贵。这段历史，曾昭燏在1951年的“供状”中曾向“组织”作过坦白交代：

    一九四六年十月，我同博物院许多人员复员到南京，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与伪教育部联合举办了个文物展览会（据说为替蒋介石祝寿而办的，不过外面一点没有表示出来），找我去临时帮忙，当蒋介石与宋美龄陪着马歇尔夫妇来参观的时候，我还去招待了他们，特别是马歇尔太太……蒋介石一行参观时有大批中外记者随行，并有大量照片发表于报刊，这个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