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一个“三家村”的靶子。所谓“三家村”，乃原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与吴晗等三人，在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陆续发表的六十七篇《三家村札记》杂文。这些文章同早些时候邓拓应《北京晚报》之约撰写的《燕山夜话》杂文，以及后来吴晗的《海瑞骂皇帝》一起，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吴、邓、廖三人被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和“反社会主义的黑店老板”。又因毛泽东对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等人不满，毛在布置力量收拾彭、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一群“阎王”的同时，对邓拓、吴晗、廖沫沙等“阎王殿”前臣僚的批斗全面升级。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评“三家村”》《“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等文章，宣称邓拓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号召要“彻底挖掉‘三家村’的根子，彻底肃清‘三家村’的流毒”。一时间，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围攻、声讨“三家村”的滔天巨浪。

    在这股风浪中，远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也受到指示站了出来，以全国人大代表和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双重身份，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署名文章，义正词严地指斥道：“当我看到报纸，听到广播，知道邓拓、吴晗一小撮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以后，真是越看越生气，越听越起火。我的心快要跳出来了，我的话在肚里憋不住了。‘三家村’黑店的掌柜伙计们，我要质问你们：你们每天吃的是人民的茶饭，为什么专门干反人民的勾当？我警告你们这些坏家伙，我们大寨人和全国工农兵群众坚定不移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一定要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蛇消灭干净……谁支持邓拓、廖沫沙、吴晗这伙反党分子，我们就和谁算账；谁想掩护他们，我们就揪住谁斗争。”最后，陈永贵斩钉截铁地表示：“‘三家村’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企图是永远不会达到的。社会主义是钢帮铁底铁江山，你们搬上一万年也搬不了一块半头砖。你们自己点起来的火，现在已烧到了你们自己的身上，将把你们这些毒草统统烧尽。”

    1966年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前半期，主要揭发“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问题，同时宣布革职查办，此为著名的“彭罗陆杨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第一个被拖出来插旗示众的“阴谋反党集团”，也是“文革”中第一批打倒的当权派。5月16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获得通过，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

    就在“五·一六通知”通过后的第二天晚上或第三天凌晨，邓拓在家中给彭真、刘仁等北京市委的同事写了一封长信，此时彭真早已被打翻在地，并在5月16日这一天失去了自由，但邓并不知情，他在信中写道：“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的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甘心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又说：“文章的含意究竟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作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

    从上述几句话可以看出，邓拓对蹲在山西省大寨村山头上的陈永贵那篇文章是相当重视，并误认为这个头戴羊肚子毛巾的家伙，真的能代表全国人民和工农兵群众。如果这个腰别长柄烟袋，满脸旧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