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的史料，包庇这个反共老手。他们简直是史学界里十恶不赦的‘东霸天’、‘西霸天’。”

    社论在结尾处，严厉警告以黎澍为代表的“恶霸”与“老爷”们：“对于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史学阵地，我们就是要去占领。在你们看来叫‘侵略’，在我们看来叫‘夺权’……在你们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地盘上，重新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

    正因了史绍宾与代表中央口径和政治态度“社论”的喊打，《历史研究》被迫停刊，主编黎澍从此被打入另册，接受批判与劳动改造，开始了为期八年的苦难历程。

    此前的若干年，吴晗应一些报刊约稿，陆续写了一些自传中夹杂了鼓吹社会主义好得不得了的短文，后来结成《春天集》出版发行。在讲述自己早年求学历史时，吴晗说道：二十年代末期，我“到上海进中国公学大学部，念了两年”。“在中国公学的最后一学期，写了一篇论文《西汉的经济状况》……这篇论文是在胡适之的中国文化班上写的，他很赏识。这学期结束，胡适之被迫离校，在那时候他是反对蒋介石的。他一走，我想在中国公学再念下去也无聊……就糊里糊涂跑到北平。”“一九三一年夏天考进清华大学历史系二年级。还是由胡适之介绍，系主任蒋廷黻给我一个工读生的机会；每天工作二小时，每月得十五元的报酬。”

    1959年，吴晗在《我爱北京》一文中，又讲述了自己留校任教的往事：“那时候大学中间有句名言：‘毕业即失业！’大体上，每个人在毕业前一年半年就得费尽心思，计较上哪里去。”“毕业后，因为我专治中国历史，专治明史，当时各大学的历史系还没有开明史课程的，我就被留在学校，讲明史。”——这些回忆，在当时看来不过是一些吹牛皮兼抬轿子的应景文章，没有人把它当回事，但后来就变得大为不同和十分重要了，重要得竟要了吴氏的卿卿性命。

    以尹达为掌门人的史绍宾，此次在《人民日报》亮出的“铁证”，时间跨度为1930年至1932年，大体围绕吴晗由上海到北平，并由胡适推荐到清华大学读书的一段生活，其中一大部分牵涉到了吴晗当年吹牛的回忆文章。“铁证”白纸黑字地将当年的实情真相一一列举开来，令读者不容置疑。如：

    吴晗致胡适（一九三零年三月十九日）适之先生：

    去年我做了一篇《中国古籍上之南洋诸国研究地名索引》，是预备做南洋诸国研究的初步工作材料，是把二十四史、稗史、唐人宋人笔记小说等等有关于南洋的图书汇集的分析起来，做成功一个索引。今年开学的时候，我又找到几部书，预备把它重新编制一下。

    上星期在整理《佛国记》的时候，忽然引起我研究法显的兴味，内中有几点：

    1。《佛国记》称中天竺为中国（自称则为秦人汉人）。

    假能找到达摩瞿缔与高德沙门之生卒葬期，则法显回时之年月问题当不难解决了。　　 因为先生现正在研究佛教史料，所以我把我的疑问提出来，写信给先生，并且希在可能范围以内给予我下列几点帮助……明知先生现在很忙，不过除了先生以外，我实在想不出一个比先生更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和指导路径的人。希望先生能化（花）几分钟的工夫给我一个回信。

    学生　　吴春晗（吴晗原名）上　　 三月十九日［史绍宾］按：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四年，胡适为什么对佛教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自己说得很清楚：“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企图乞灵于菩提达摩之流的幽灵，来抵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帝国主义和